在白人社会处于下层的人，包括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无地的穷人、工匠、契约仆、贫穷的佃农等；若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他们的主体无疑是少地或完全没有“自由持有”土地的人。
    没有土地的人随时间推移而增多。由于人口增加、浪费性开发以及英国政府对获取印第安人土地施加限制，致使大西洋沿岸不少地方土地日益紧张。在马萨诸塞的戴德姆，到1730年时，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康涅狄格的肯特在1739年成为村镇时，土地相对充足；到第三代人成年时，村镇就变得十分拥挤，留下来的人境况贫困。（注：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第102页。 ）弗吉尼亚实行的“人头权利制”造成很大混乱，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土地虽未开发，但早已有主，所以到1660年代以后，新获得自由的契约仆就很难找到安身的土地，他们不是成为佃农，就是移居到边疆地区。弗吉尼亚的萨里县1703年有居民422户，但拥有土地者只有266户。（注：摩根：《美利坚的奴隶制，美利坚的自由》，第221页。 ）在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高地，没有土地的穷人占白人人口的1／4。（注：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51页。）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占有土地的户主在1705～1776年间由65%下降到45%。（注：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135页。）由于长子继承制未得普遍推行， 一个家庭的土地往往在几个子女之间分配，每次继承实际上是对原有土地的分割，不出几个世代，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以致出现了许多没有土地的人。需要指出的是，无地者并非都是穷人，有一部分是工匠和职业人员，他们不必依赖土地为生或获取财富；有的则是佃农或富裕的农场主的孩子，虽然没有土地，但有其他形式的财产。
    在没有土地的人口中，佃农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群体。在纽约，佃农有若干种类型：第一类是那些缺少建立自己农场的启动资金的人；第二类是略有家资和土地的人，他们租种土地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有的则是为了和亲戚朋友距离近一些；第三类是出于经营考虑而租种土地的人，他们有点类似农业资本家；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佃农。（注：参见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42～249页。）各种类型的佃农经济境况大不一样，1775年纽约佃农的财产少的仅8镑，多者达到7500镑。 （注：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74页。）从各种有关文献来看， 纽约的佃农大多家境良好。因此，有的学者得出结论：租佃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阻碍人们在经济上实现不断改善的愿望；佃农的地位不像以往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注：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78页。 ）马里兰庄园中也有一少部分佃农拥有自由持有的土地，他们通常是庄园的长期佃户，在获得自己的土地后，没有放弃原来的租约，大多居住在庄园以外。在比弗丹等8个庄园的307名佃农中，拥有自由持有土地者达115人，占37.47%。（注：斯蒂文森：《丰饶之乡的贫困》，第39页。）但大多数佃农是庄园的长久住户，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缺少奴隶和仆役，家资甚薄，生计艰难，又无力离开庄园去寻找新的机会，因而所面对的只能是贫困。
    从以上对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推断性的看法：在北美殖民地，虽然土地占有状况差异很大，但大多数白人居民都拥有至少可以维持生存的土地的占有权或使用权。这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欧洲社会贫富悬殊，富者人数不多，但生活奢华，大部分人甚为贫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英格兰，“这里人人都是自由持有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都可投一票，住在整洁温暖的房子里，拥有富足的食物和燃料，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可能是自己制作的衣服鞋帽”；（注：布朗：《1689～1780年马萨诸塞的中等阶级民主和革命》，第9页。）1759年， 弗吉尼亚副总督弗朗西斯·福基尔由于找不到无地的穷人当兵，便抱怨说：“在这个殖民地人人都有土地，只有黑人是劳工。”（注：布朗等：《1705～1786年的弗吉尼亚：贵族制还是民主制？》，第9页。）他们的说法，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美的土地占有状况。北美殖民地社会由于多数人都占有土地，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广度就相对有限，因而获得了较为稳步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