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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说的几个疑点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民政协报》 汪受宽 参加讨论

10余年来,关于澳大利亚、中国和俄罗斯学者在甘肃永昌发现突围古罗马军团归宿地的消息,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引人注目。作者就其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提出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之一:有关文章指出,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所率侵略安息(即今伊朗)的大军,在卡尔莱遭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后来失踪。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从《汉书·陈汤传》发现,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突围兵团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攻灭郅支,将这些罗马残兵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和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靬。
    史实是,普布利乌斯不是克拉苏的长子,而是幼子,人称小克拉苏。与克拉苏同时为执政官的凯撒所著《高卢战记》卷六记载, 公元前53年,克拉苏长子马古斯·克拉苏斯正随凯撒在高卢(今法国、 比利时等地)作战,带兵焚掠,迫使门奈比人求降。古罗马史家阿庇安以及弗罗努斯、凡莱伊乌斯和科瓦略夫的罗马史著作和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之八·凯撒时代》都说,公元前55年克拉苏带着小儿子率军远征安息,并双双死于卡尔莱战役。其大体情况是,安息人于公元前53年夏将侵略军诱至卡尔莱附近,发起进攻,罗马军先头部队溃灭,其主帅小克拉苏因不愿被俘而自杀。主力部队受重创后逃跑,途中被安息人赶上并包围起来,克拉苏及其参谋部人员在与敌军谈判时被杀。东征军只有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统率的一个骑兵队得以渡回幼发拉底河。这支骑兵在历史上并没有失踪,公元前51年,他们还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击败了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安息人。
    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征调西域15国兵和汉在西域的屯田兵总共4万多人, 远征逃至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匈奴郅支单于。《汉书·陈汤传》记载,汉军“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宋文说,“这种建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家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英国学者德效骞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一文说,所谓鱼鳞阵就是古罗马的龟甲阵(testudo)。查世界军事史, 龟甲阵是以盾牌护卫战斗队伍的阵法,兵士们先密集作方形或圆形,外围的兵士把盾牌连接起来,垂直地挡在前边,护住身体。后边的各列士兵把盾象伞一样举在顶上,也一一连接,以防上面落下的矢石。这种阵列往往在被包围时或接近敌人城墙时使用,士兵们还可以在盾牌的掩护下,挖掘工事,或爬上敌城墙。因为它形似大龟,故罗马人称之为龟甲阵,郅支鱼鳞阵并不是罗马龟甲阵。《陈汤传》叙述作战情况时说,汉军“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倘若郅支步兵真以龟甲阵用盾牌严密护卫,就不必因惧怕汉军的箭矢而退避回城。鱼鳞阵的名称,来自于甘延寿、陈汤事后上奏朝廷的战况报告。甘、陈为中国将军,并无罗马军事史知识,只能直观地因其阵法形似鱼鳞,而为之名。《汉书》颜师古注:“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实际上,所谓鱼鳞阵更象春秋时的鱼丽阵,1872年英国学者李雅格就将鱼丽阵译为鱼鳞阵(scale-like array)。《左传》桓公五年(前707)周郑之战中“郑子元请为左拒, 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从杜预注和明末人宋征璧的研究看,鱼丽阵是将步兵按一定的组合,部署于战车周围,以相护卫的一种阵法。此种阵法到步战时代仍多有运用。《后汉书·盖勋传》言,盖勋在被羌人打败时,就“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阵。”至于罗马人所用的以盾牌掩蔽步兵队形的阵法,在中国古代也普遍运用。考古材料证明,殷商就有盾牌。《牧誓》中周武王要求全军“称尔戈,比尔干”,比干就是排列盾牌。《吕氏春秋·贵直篇》言,“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犀蔽屏橹,就是一种龟甲阵。《陈汤传》描述攻灭郅支城时,汉军“四面围城,卤盾为前,戟弩为后,仰射楼上人。”也是用大盾牌护卫进攻部队。由此说来,即使郅支军队真的使用了龟甲阵,也不能证明其队伍中有罗马军人。
    再说郅支城的建造问题。匈奴是游牧民族,以骑兵流动作战为主,但并非没有自己建造的城池。元狩四年(前119 年)霍去病率汉军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北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据孟康注,此城就是曾为汉军将领的匈奴人赵信主持建筑的。《汉书·匈奴传》言,卫律降匈奴后也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据考古材料,在前苏联乌兰乌德、蒙古中央省克鲁沦河右岸等地,都有匈奴城墙遗址。在此情况下,致支到中亚后,强迫西域诸国“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就不足为奇了。我国古代的城墙从来都是就地取材筑建的。《汉书·匈奴传下》郎中侯应说:“至孝武世,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汉字的边塞之塞,其意符为土,而城寨之寨,意符为木,也说明古人筑城有以土,有以木,木城并非唯罗马人有。郅支单于城之所以为土城和木城的双重城墙,完全是为了防御。《陈汤传》言:“土城外有重土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既然匈奴守城者是从“木城中”即木城的缝隙中往外射箭,而且几个时辰就能将木城烧穿,说明木城绝不是以多重木头迭垒成的顶部宽厚的城墙,而是以一根根木头并排竖立成的类似栅栏的防御设施。
    《汉书·匈奴传下》言:“郅支既杀使者,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陈汤传》言诛灭郅支单于的战果:“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所杀所虏所降三者相如,与郅支初到康居时的人众只少不多,其中哪来的罗马军团投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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