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与整个时代相伴随。其危害之大，甚于战争、饥馑和瘟疫。值得注意的是，在肆虐成灾的鸦片烟毒流行过程中，普遍而广泛的国内自种鸦片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论著对此似乎重视不够，亦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仅就此方面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
    有资料表明，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随着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断对华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国内不仅吸食和贩卖鸦片之风日渐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种植鸦片的恶兆。如1831年以前，云南“沿边夷民”就已“向种罂粟，收取花果，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随后，“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裁种渔利”〔1〕。 再如浙江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2〕。此外，福建、 广东等地也有类似情形。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国内种植鸦片在区域上和数量上都是十分有限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并不很明显。对于这种非法和不受鼓励的行为，清政府也制定有十分严厉的制裁性措施。事实上，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对清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来说，最大的危害和忧虑则是来自于势头凶猛的洋鸦片所造成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国输华鸦片以所谓“洋药”名义，被清政府准予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3〕，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后， 洋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较鸦片战争前更进一步增加，价值也越来越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面对以“合法”面目蜂拥而来的洋鸦片，清政府显得颇为畏怯和矛盾。一方面既不能禁英国商人贩卖洋烟，另方面又无法禁止华人吸食洋烟，但同时又不愿坐视因洋鸦片大量进口而导致的财政经济上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为堵漏厄，增加税收，清政府一反过去多次重申的限制国内种植鸦片的禁令，转而采取了弛禁的新政策，即在国内使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政策。1859年，清政府重新颁布鸦片章程条例，除了保留禁止官员、兵丁、太监等吸食鸦片条目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4〕。以往国内严禁种植鸦片的法令也随之废除。不久， 清政府又下令土药抽厘，自此鸦片种植之禁大弛。
    在这种放纵性政策鼓励下，从60年代后，国内许多地方种植鸦片。一些以前暗中种植的地区则变得公开化了，而一些原本没有种植的地方也转而种植。于是，鸦片种植业便以空前的速度很快在各地发展起来，“种烟人户，以山、陕、甘、新、滇、桂、蜀、西、奉、吉等省，苏之徐州、浙之台州等府为最”〔5〕。与此同时， 鸦片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据莫尔斯估计，1900年中国土产鸦片有376000担〔6〕。 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土产鸦片有584800担〔7〕， 产量已达外国进口鸦片数量的11倍。
    很显然，在外来鸦片汹涌侵入面前，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缺乏有效的办法阻止外国列强对华输入鸦片，反而采取了鼓励国人种植鸦片这种饮鸩止渴的误国政策，遂使鸦片种植问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从表面上看，国内种植鸦片对抵制洋鸦片的侵入也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别是由于国产鸦片价格便宜，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吸毒者的要求，因此从1880年后，中国对外国鸦片需求量逐渐有所减少。据统计，1905年进口鸦片数量为51890担，与1879年的83051担相比，减少了31161担， 而1879年是外国鸦片进口量最多的一年〔8〕。但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清政府这种消极性的政策却是以损害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并不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失。
    大量材料表明，虽然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间以及在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尤其在禁种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就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情况看，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其他各种阻碍社会进步因素的制约，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国内十分普遍和难以根治的顽症。据统计，1921年，中国鸦片“产额为一万五千吨”〔9〕，其中产烟最多的地区，“当推云南、贵州、四川、甘肃、 陕西、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热河等处”，“烟苗几遍延于中国”〔10〕。此种情形即使到了三四十年代也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这点我们无需举更多的例子，仅从一些有关的实地调查材料便可得到确凿的证实。30年代中期，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曾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分，对中国大西北数省进行了长时期的采访，他发现鸦片种植问题依然是这些地区危害严重的大问题，如甘肃的酒泉、武威及张掖等地都是有名的产烟区，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11〕。另据1946年10月新闻记者李震一对地处湖南西北角的湘西实地考察后所称，尽管这是一个穷困落后地区，但却是一个鸦片种植的世界。40年代中期以前，该地种烟就极盛，但直到40年代中期，“还有许多地方是如柴”〔12〕。
    总之，自晚清政府对鸦片种植弛禁以后，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就一直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种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