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分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业的普遍化以及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时，无论如何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是，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了这一社会问题的形成？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分析，任何一种仅仅侧重于对某种单一性因素进行解释的作法都是危险和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之所以能够形成，更多地是由于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鸦片种植之所以肆虐不绝并对农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国列强的影响与作用。许多事实表明，外国列强不仅是把鸦片毒品传入中国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造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扩大与泛滥的推波助澜者。晚清时期，英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在20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则起着骨干的作用。这些国家从本国私利出发，凭借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毒害华人，甚至用种种方式强迫和利诱中国农民种植、吸食鸦片。据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一份关于热河省的资料证实，“日人对热河省之罂粟种植区，已由三千三百五十顷，增至六万顷。热河能种农产品之全部土地，几完全被划入鸦片区域内。日人并为提倡种植起见，规定凡属种鸦片之地亩，一律减半课税，以示优待”〔27〕。在此毒化政策下，东北沦陷区以及日本势力逐渐渗透的华北一些地区，鸦片种植风行一时，据统计，1933年至1936年期间， “鸦片种植地区遍及伪满洲国划定的16 个省中的 14 个。种烟面积177750英亩”。此外，“还有52560英亩的私种罂粟地”〔28〕。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是无所顾忌地推行鸦片政策，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等地占领区都成为日本强迫中国农民种植鸦片的重要区域。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业的泛滥过程中，外国列强实际上充当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是鸦片种植业无法得到根治的主要原因。
    第二，封建军阀的强迫与勒逼。就对近代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封建军阀纯粹是具有破坏性的。许多材料显示，几乎任何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都把鸦片税和包卖鸦片烟视为自己的权利。为获得财源，各地军阀一味实行实际上是鼓励保护鸦片种植的“寓禁于征”和“寓禁于罚”的政策，甚至以抽“懒捐”、预征田赋、高额征收田赋附加等办法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如本世纪30年代前期的甘肃省，由于军阀林立，供给困难，因而逼迫农民种烟，以“征收罚款，以充军费”，虽然农民不堪负累，哀声不断，但“无奈军费紧急，省方碍难照准”〔29〕。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军阀割据之地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封建军阀割据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即是，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收取鸦片税的现象也就难以消弥。
    第三，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不良，国家行政机关腐化以及相当数量的各级官吏缺乏廉洁自律行为也是导致鸦片种植问题变得日益棘手和无法医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官吏不仅本身吸食鸦片，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鸦片交易以获取好处。在此情况下，他们对鸦片种植便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和行为，或名禁暗纵，或左欺右瞒。如本世纪30年代初的陕西，禁种鸦片之事天天讲，省府亦利用新闻政策向外宣传。但是，“除长潼汽车路两旁数里以内无烟苗，以欺骗旅行陕西的外客外，罂粟花仍开遍三秦也。烟亩每年省政府派款在二千万元左右，而贪官劣绅从中渔利，民间恒倍于此数”〔30〕。很显然，不良的官僚政治与鸦片种植之间有着深厚的连带关系。腐败官僚政治不得到清除，禁种鸦片自难收到实效。
    第四，鸦片本身利润较高，也是刺激农民大面积种植的一个内在动力。毫无疑问，与一般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相比，种植鸦片所能给农民经济上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清人张之洞曾指出，农民“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节省”〔31〕，于是农民便把耕地转而种植鸦片。另据国民政府铁道部30年代初对湘滇铁路云贵段沿线26县调查，由于“种植鸦片，获利最厚，”故滇黔农民“多乐种鸦片，而少种棉麦”〔32〕不难看出，种植鸦片所能带来的较高利润对农民有着很强的诱惑力。这同样成为鸦片种植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深层原因之一。
    总之，鸦片种植作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社会性问题，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造成的危害是异常严重的。此问题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的长期存在和难以根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本身的混乱不靖和农村经济在运转过程中所具有的深刻危机。
    注释：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0页。
    〔3〕〔4〕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六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220、220页。
    〔5〕〔6〕〔7〕〔8〕〔17〕〔2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458、457、401～402、 460、457页。
    〔9〕〔10〕周宪文：《中国烟祸及其救济》，《东方杂志》， 第23卷第20号，民国15年10月发行。
    〔1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重印版，第138页。
    〔12〕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版，第22页。
    〔13〕《三台县志》，卷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