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户口、土地的调查登记，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有户则有差，有地则有税”〔1〕，掌握了户口和土地的情况， 便能对百姓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实施有效的管理。相对来说，元朝的户口、土地调查登记是比较混乱的，制度既不完善，又不能定期举行，从而造成种种弊端，加剧了社会矛盾。关于元代的土地调查登记，论者殊少〔2〕。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一
    13世纪30年代，蒙古灭金，统治了北方广大农业区，当时称为“汉地”。70年代元灭南宋，实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但北方和南方存在很多差异，元朝政府管理的办法、实施的制度亦有差别。
    在社会大动荡以后，新的政权必须掌握现有的户口和土地数额，才能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各种记载看来，蒙古国政府并没有专门进行土地调查。就在灭金的第二年，蒙古国在“汉地”进行人口调查，史称“乙未括户”。尽管记载缺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人口调查的同时，还进行了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登记。首先，前代的人口调查，都包括资产登记；而后来元朝在江南实行的人口调查，也明确宣布有登记“事产”的内容。第二，此次括户完成以后，立即“定天下赋税”，其中有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3〕。如果没有登记土地，如何能征收地税？第三， 在此次括户后不久，真定（今河北正定）汉人世侯史天泽上奏，建议：“军则中户充籍，其征赋差贫富为定额。”蒙古国批准了这一建议〔4 〕。这是说，签发军户时在中户中选派。也就是说，依照前代的制度，实行户等制，将民户按丁力、资产分为三等，即上户、中户、下户。如果没有资产登记，便不可能有户等的划分。而“征赋差贫富为定额”也说明政府掌握各户的贫富情况，这只有通过资产登记才有可能。
    蒙古国的第二次人口调查，是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进行的，史称“壬子括户”。关于“壬子括户”的记载也是很少的，可以认为它是按照“乙未括户”的方法进行的。在此以后十余年，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发布《条画》：“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5〕上面说过， “乙未括户”后真定已有户等之分，此项命令应是将户等制全面推广，或因原来各地做法不同而加以统一规范。鼠尾文簿的全名是丁口产业鼠尾簿，上面登记的内容除丁口外还有产业，“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土地作为各家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便会登记在鼠尾簿上，所以税粮的征收，土田的词讼，“一一凭籍（鼠尾簿--引者）照勘”〔6 〕。中统五年发布“类攒鼠尾文簿”时，并没有进行各户“事产”的登记。因此，可以认为，它所依据的，只能是此前户口登记时的资料。反过来说，这次关于划分户等和编制鼠尾文簿的命令，正好证明了以前人口调查时进行了资产登记。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认为，蒙古国时期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同时都进行资产登记。将人口调查的资料编辑成册，便成了户籍。蒙古国政府下令编制的鼠尾文册，则是以户籍为基础，按照户等加以编排的。鼠尾文簿也具有户籍的作用。实际上，在鼠尾簿编定以后，各级政府便以它作为摊派赋役、处理纠纷的依据，各家丁口、资产的变化也在鼠尾文簿上标注，原来的户籍反而不受重视了。
    至元七年（1270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在北方调查户口，但实际举行则在次年（1271年）。就在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因此这亦可视为元朝的一次户口调查。这次户口调查的重点是“分拣定夺各各户计”，也就是区分各种人户、驱良等。元朝政府为此发布的《条画》中，多次提到“手状”、“今次手状”〔7〕。所谓“手状”， 又作“手实状”，是唐、宋时户口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8〕“手状”就是“手实”的文书， 上面写明各户自行申报的户口、资产。这就是说，至元十一年的户口调查，沿袭前代的制度，是以居民的“手状”作为基础的，蒙古国时期的两次调查，亦应如此。由“手状”亦可推知三次户口调查必然包括资产在内，户籍中应列有资产部分。
    自此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在北方进行过普遍的人口调查。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户籍混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至元十八年（1281年），济宁路总管胡祗遹“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9〕， 其中说到：“匹夫之身不三数年之中有疾病旺衰，数口之家或子姪兄弟衰旺，或家业兴衰。旱干水溢，年岁丰凶之无定，运命吉凶，人为巧拙勤惰之不一，既不能长富，亦不能长贫，此造物消长之理。故前人之为政，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覆实无伪，验其力之增减而轻重其赋役，黠吏奸民不能诈伪，一富一贫不待申诉，如指诸掌，故下无妄讼，官无繁文，无废事，良以此也。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他建议立即重新对户口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分路排门，据即今实在丁口事产物力符同，给户帖，造籍册。”每种“造籍各三本，以为定例。自此之后，三年一籍。经手官吏冒伪不实者，若干户杖罪，若干户处死”〔10〕。他又说：“诸路户计，东移西窜，南徙北迁，消乏者不减差，兴盛者不增赋。宜委本路公举廉慎官同按察使官一员从宜抄数，仍具戊戌、壬子两次附籍，仍具本家见在物力，除为清册，以凭从实定夺差赋。”〔11〕胡祗遹提出的重新调查户口建议，并未被元朝政府接受，其原因可能如他所说，“富强奸伪隐伏狡狯者多不爱此举”，元朝政府害怕“摇动骚扰”，引起社会不安〔12〕。但从他的建议可以看到， “抄数”户口， 包括“事产物力”的内容。
    但是，全国统一以后，北方的部分地区进行过单独的土地调查登记。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元朝政府“籍京畿隐漏田，履亩而税”。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奏：‘去年大都路，不拣谁的田地都抄写了来，今年依那田地数目里科税来。如今那着的人每道，俺是怯薛歹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推事故说的多有。若依他每的事故里不教纳呵，别个的攀例去也’。奏呵。奉圣旨：‘不是咱的言语，是哈罕皇帝见有的圣旨有。不是咱定夺下的勾当，但阿谁种田呵，纳税者。’”〔13〕这段记载的意思说，大都路田亩登记以后，政府要按登记的田亩数收税，有人依仗自己是怯薛成员的身分，不肯交纳。中书省认为他们这样做，别人也会照着办。忽必烈下旨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哈罕皇帝（窝阔台汗）的圣旨，凡是种田的都要交税。怯薛是蒙语音译，原指大汗的禁卫军。在忽必烈仿效中原传统模式建立中央统治机构之后，怯薛仍然存在，成为皇帝的侍从，在内廷服役，政治上享有特殊的地位。怯薛歹即指怯薛的成员。他们有特权，故敢抗拒不纳地税。忽必烈则以祖宗成法为理由，要他们交地税。至元二十年的“履亩”清理登记，显然是震动颇大的。在此以前，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元朝政府有令：“诸路差税，……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14〕为什么过了三年，专门要在大都路“履亩而税”，原因是不清楚的。但是，尽管中书省决心实行，并且得到忽必烈的支持，这件事仍然中途夭折。至元二十二年二月，“钦奉圣旨内一款：京师天下之本，一切供给，皆出民力，比之外路州郡，实为偏重。近年有司奏请打量地亩，增收子粒，百姓被扰尤甚。今后将大都一路军民等户合纳地税，尽行除免”〔15〕。不过几个月，忽必烈便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话。这次土地调查登记，实际上宣告无效。忽必烈态度的变化，无疑受王公贵族和怯薛的影响，为了照顾他们的利益。而其结果，使中央和地方官员，都不想再在北方进行土地的调查登记。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睢阳县（今河南商丘）“打量军户地土”，上级衙门认为这是“信着歹人每言语”，“践踏了田禾，军户每根底使气力哏搔扰有”。成宗下令：“不得咱每的圣旨，军户每的地土休打量者。”〔16〕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在北方“打量地土”了。
    北方是否有专门的土地籍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为大都路失散户地籍册事，今后拟令各路府州司县将目前至今抄数到诸色户籍地亩干照文册，取勘见数补写完备，如法架阁。正官、首领官得替，相沿交割，解由内依式开写。察官照勘卷时依期检举，但有不完，随即究治。呈奉中书省。准呈施行”〔17〕。这里提到了大都路有“户地籍册”，各路有“诸色户籍地亩干照文册”，显然是一回事。是否即鼠尾簿，或是专有地亩文册，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