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3世纪70年代，元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南宋皇帝投降。二月，忽必烈“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其中讲到，“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捡”。同年十二月，诏谕新附军民，“其田租……从实办之”〔18〕。可见元朝政府在平定江南之初，便注意保存各种籍册和征收赋税。南宋时，曾不止一次进行土地调查登记，有专门的籍册，“宋南渡后，金华县诸名额田体量于绍兴辛酉，检踏于嘉定甲申，覆量于咸淳丙寅，立法详而为制密，户有恒征，地无遗利，犹不失有田斯有赋焉”〔19〕。咸淳丙寅是公元1266年，离南宋亡国不过10年左右。这是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查登记。元朝统一以后，征收赋税，很自然便以之为依据。以金华县来说，“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赋税，以诏力役”〔20〕。江南其他许多地方亦应如此。也有一些地方，在战争中各种簿册遭到破坏，于是便由基层职事人员呈报，作为依据。如松江（今江苏松江），“归附之后，亡宋科征文册损失殆尽。至元二十四年催纳税粮，止凭乡司草册数目”〔21〕。又如南丰（今江西南丰），“咸淳中，南丰行自实法，凡有田者各书其户之顷亩租收实数，悉上于官，以为版籍。……归附初，兵毁交至，簿书煨尽”〔22〕。可知此类情况颇多。南丰“簿书煨尽”后如何征收税粮，记载中没有说明，应亦与松江相同。“乡司草册数目”应是要求按咸淳田亩税粮数上报，当然乡司等便可乘机上下其手，营私舞弊。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元朝政府下诏“籍江南户口”〔23〕。这次籍户，除了登记丁口之外，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事产”进行登记。在有关的《条画》中规定：“漏报事产[杖]七十七下。”〔24〕在此次籍户过程中，庐州路（路治今安徽合肥）同知马煦“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25〕。可知仍然由各户呈报“手状”，然后由官府编造成册。
    就在元朝政府下令江南籍户的次月（闰二月），江南行大司农司就清查江南官田提出处理办法：“先奉《条画》内一款：亡宋各项系官田土，每岁各有额定子粒，折收物色。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影占，以为己业佃种，或卖与他人做主。立限一百日，若限内自行赴大司农司并劝农营田司出首，与免本罪，其地还官，止令出首人种佃，依例纳租。据在前应收子粒，并行免征。若限外不首，有人告发到官，自影占耕作年份至今应收子粒，尽数追征。职官解见任，退闲官军民诸色人等，验影占地亩多寡，就便约量断罪。仍于征收子粒内，一半付告人充赏。钦此。行大司农司议得，犯人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一百亩以下杖六十七下，三百亩以下杖七十七下，五百亩以下杖八十七下，一千亩以下杖九十七下，已上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26〕《圣旨条画》还提到“富豪兼并之家多有地土，不行尽实报官，或以熟作荒，诈冒供报”；以及“田多之家，多有诡名分作数家名姓纳税，以避差役，因而靠损贫难下户”；要求限内自首，否则验地亩多寡断罪。二十六年三月，行大司农司又分别对这两种情况提出处理办法〔27〕。与这三项处理办法有关的《圣旨条画》何时颁布缺乏记载，从其中“立限一百日”看来，显然应是至元二十六年颁布的，应与二月颁发的籍户命令有关。元朝政府对富豪兼并之家隐占官田、田土不尽实报官和诡名纳税等现象进行清理，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做好籍户时的“事产”登记工作。
    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次籍户过程中，土地登记并不认真。后来的种种记载，涉及土地者，常常提到南宋咸淳籍册（见后），很少见有提到至元二十七年籍册的。文宗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年）成书的镇江地方志，专门有“田土”一卷，其中说：“《嘉定志》不载亩数，惟载夏、秋二料（科）。……其后又益以公田，及拘没丁府田，至于民田数，则阙而不载。归附之后，尚稽检核。延祐乙卯，然后立法经理。”〔28〕该书记述户口时，提到“至元庚寅籍民之数”〔29〕，而记载田土时，却没有提到这次“籍民”时的“事产”登记，说明当时根本不重视此事。需要指出的是，元朝政府对于江南官田的清查登记是颇为认真的。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二月甲辰朔，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踰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30〕这是元朝政府首次下令用自首和举报的办法清查官田。上述二十六年立限清理官田，也是采用自首与举报的办法。行大司农司拟定的与土地清理有关的三项处理办法（隐占官田、隐匿田土、诡名析户）中，以隐占官田处分最重，“犯人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而其余两项分别为笞四十七下、笞三十七下，亦反映出对清理官田的重视。行大司农司一度撤罢，至元三十年（1293年）三月重立，名义上仍是管理农田水利，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追寻豪右之家隐藏田地”。“赛因囊加台燕公楠言：‘蛮子地方富豪之家隐藏官田地多，立行司农司衙门，隐匿田地我寻觅出来。’”忽必烈批准了这一建议〔31〕。赛因囊加台（带）是忽必烈赐给燕公楠的名字。他是南宋降臣，熟知江南情况。上奏时燕公楠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大司农司重立后，他任大司农，积极搜刮隐匿不报的土地，“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钞二千六百贯，帛千五百匹，麻、丝二千七百斤”〔32〕。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时又有括田之令，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顷以应命，而反复苛横之苦，视他而少息矣”〔33〕。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在出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之后，而元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可知“括田之命”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后之事，显然就是行大司农司重立以后之事〔34〕。所谓“有田互相根括”，便是命有田之家互相检举。从这一记载看来，行大司农司的“括田”，是有“反复苛横”之苦的。此次“括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以究藏不多，无济于事”，又将行大司农司撤消〔35〕。
    至元二十七年籍户和至元三十年成立行大司农司，都与江南土地的调查登记有关，但前一次没有认真进行，后一次规模有限，影响都不大。真正比较认真的江南土地调查登记，是在仁宗（1312-1320年）时进行的，史称“延祐经理”。“延祐”是元仁宗的年号，“经理”就是土地调查登记之意，“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延祐元年（1314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税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36〕。章闾在有些文献中又作张驴，系同名异译。此事的实际发动者是当时的权臣右丞相铁木迭儿，他以此作为解决政府“经用不给”的一种手段，章闾不过奉命行事而已〔37〕。上奏所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无疑指的是至元二十七年籍户时的“事产”登记和至元三十年行大司农司括田而言。也就是说，以上两次亦可称为“经理”。此次经理“遣官”前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没有越出三省以外。江浙、江西位于江南，河南行省情况比较特殊，一部分在淮河以北，一部分在江、淮之间，大体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和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部分。
    “延祐经理”的具体办法是：“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38〕除了民间的土地外，“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39〕。将这次规定与至元二十六年行大司农司的各项规定相比较，可以看出：（1）限期短促。 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限百日，此次限四十日。（2）处罚加重。 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隐占官田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其余两项分别为笞四十七下、笞三十七下；隐占、虚报、诡名田土最多杖一百七下；此次作弊者十亩以下即杖七十七下，而且一百亩以上便流窜北边。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隐瞒田土一半没官，而此次则全部没官。显然，元朝政府在此次经理中，仍然沿用自实与举报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加重了处罚，企图以严刑苛法逼使三省居民如实申报，在短期内完成土地的清查。
    这次经理是延祐元年（1314年）发起的，但实际施行则在第二年。“延祐二年正月初三日，钦奉圣旨，立限经理田粮”。经理时先由百姓、寺院、学校、机构“自实供报”，然后“官司复验，归类造册，作数在官”〔40〕。所谓“归类造册”，是分别土地种类（田、地、山、荡、池塘、杂产），归属（官、民），生产情况（荒、熟），纳税情况（纳粮、免粮），登记入册。此次清查登记的籍册，称为“经理册”，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各户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是各地区土地的分类情况。上述文宗至顺年间编纂的镇江地方志“田土”门所载各种土地的数字，便是此次经理的结果。三省经理的结果是：“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41〕 三省总计2,650,543顷。由于在此以前三省土地的数额缺乏记载，此次经理查出隐匿土地有多少，便难以说明。可以肯定的是，元朝政府用严刑苛法威胁，各级地方政府便多方设法增加田土数目，以邀功请赏。在实施过程中，“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42〕。具体来说，“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43〕。江西“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44〕。饶州路乐平州（今江西乐平），“延祐经理，官吏务增民粮，以希功赏”〔45〕。奉命在江浙经理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46〕。
    延祐二年（1315年）四月，“赣州宁都州蔡五九反”〔47〕。蔡五九是宁都州（属赣州路，今江西宁都）人，起事的原因就是“宁都官吏经理田粮，残虐启畔”〔48〕。八月，元朝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官员上奏：“蔡五九之变，皆因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仁宗同意〔49〕。九月，蔡五九被元军所杀，起事失败。但是，元朝政府并未真正取消经理及“冒括田租”。这一年十一月，仁宗“以星变赦天下，减免各路差税有差”〔50〕。其中规定：“河南、江浙、江西三省，经理自实出隐漏官民田土，合该租税，自延祐三年为始，与免三年。”〔51〕这就是说，经理仍然有效，只是括勘出来的“隐漏官民田土”，可以免税三年。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御史台臣言：‘昔遣张驴等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虚增粮数，流毒生民，已尝奉旨，俟三年征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当如例输之，其河南请视乡例减半征之。’制曰‘可。’”〔52〕既然承认经理“虚增粮数”，但又要百姓“如例输之”，元朝政府之蛮横由此可见。河南“减半征之”，是出于地方官的要求：“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53〕。另有记载说：“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有逃窜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间虚粮二十二万，民赖以安。”〔54〕两种记载的不同是，一说税粮减半，一说减省虚粮（虚报田亩应纳之粮），显然应以前者为是。也就是说，凡河南此次经理增加的田土，一律采取每亩减半征收的办法，不管是虚是实。为什么对河南采取不同于江浙、江西的办法？这要从元代南北税粮不同说起。北方税粮分丁、地税，一般民户只纳丁税不纳地税，有的户则纳地税不纳丁税。南方则均纳地税。河南行省属北方，所征税粮以丁税为主。现在经理增加的土地要纳地税，对于民户来说，就是重复纳税，既交丁税，又纳地税。后来有人说：“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输粮。”〔55〕正因为“重并输粮”，不合制度，所以在当地官员力争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作些让步。汴梁一路经理增加的税粮半额尚有22万余石，这就是说，实际上征收的也是22万余石。河南一省有路十二、府七、州一，可以想见，经理以后新增的税粮额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延祐五年六月征收括田税粮的命令下达后，引发了新的动乱。十月，“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征新租，招谕之”〔56〕。雩都和蔡五九起事的宁都同属赣州路。刘景周的起事，很快也归于失败。元朝政府“免征新租”的许诺，和延祐二年的“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一样，紧接着就被取消了，“新租”照征不误。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因灾异上言，“极论当世得失”。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要求纠正“延祐经理”的弊端：“两淮河南田土，……宜如旧制，只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这一建议和许多类似的建议一起，遭到否定〔57〕。总起来说，“延祐经理”中登记纳田亩数，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虚增的。元朝政府了解这种情况，但为了达到增加赋税的目的，仍然认可这次“经理”的结果。有的记载说：“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58〕这应是溢美之词，不符合事实〔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