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朝百姓向政府承担的义务，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科差主要行于北方，是以户为征收对象的。税粮南、北不同，已见前述。南方按地亩征收，“延祐经理”后，河南民户既征丁税，又征地税，情况特殊。杂泛差役、和雇和买两项，北方以户等为据者居多，划分户等的标准是丁力、资产，土地在资产中占很大比重；南方有的以户等，有的则直接以田土或税粮为标准。因此，土地占有的登记，不仅与税粮的交纳有关，而且必然影响到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摊派〔60〕。这种情况，在南方尤其明显。元朝后期，危素说：“嗟乎，赋役之难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户口之贫富无恒业，土田之贸易无恒主，由是虽欲其均，卒莫能均。”〔61〕这段话说得比较笼统，但指出了南北赋役的征收摊派标准不同。有元一代，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对于百姓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62〕各地的富家大户，往往与官吏相勾结，把自己承担的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转加在普通百姓头上。他们逃役的常用办法，便是隐瞒田土或诡名析户：“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闾左之民。”〔63〕“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64〕田土不实不仅造成税粮负担不合理，而且使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差充摊派出现种种问题，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既然中央政府进行的“经理”并不可信，因此，江南的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均赋役”，便在自己的辖区之内进行核实田亩的工作。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早在世祖至元、成宗大德年间，江南已有地方官员着手核实田亩。危素说：“予尝求能核其有田无税、有税无田以定力役者，盖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间绍兴县尹李君，其一大德间金谿县尹赵君，其一同知余姚州事刘君。”〔65〕“刘君”事迹下面将会说到。总的来说，至元、大德间从事此项工作的官员是个别的，而到“延祐经理”以后，这样的事例就多了起来。这既反映出元代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同时也说明“延祐经理”之不足信。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延祐经理”之不可信，促使不少地方官员认真在自己管辖地区内重新核实田亩。
    “延祐经理”以后江南实行核田的地区为数甚多，难以作出正确的统计。可以知道的是，浙东〔66〕地区最为突出。浙东在顺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核田。一次在顺帝至正二、三年（1352-1353年）间。至正元年（1351年），泰不华任绍兴路（路治今浙江绍兴）总管，到任后，“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67〕。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州（今浙江余姚）在核田过程中，“自陈者五万人，或无粮今自实有至三、五百亩者，至于消积年之争讼者七千余事”。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告结束。主其事者余姚知州刘辉，就是上面危素所说的“刘君”〔68〕。绍兴路所属其他州县亦应有类似举动，但缺乏记载。第二次在至正十、十一年间（1350-1351年）。董守悫为肃政廉访使，由于廉访司佥事余阙的推动，他在婺州路所属六县一州全面推行核田定役，“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图、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实者没其田。令既浃，乃保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核田结果是建造各种簿册，“册成，一留县，一藏府，一上宪司”〔69〕。此次婺州路核田，留下的记载颇多。如浦江：“赋役不均，吏并缘为奸，是故贫益贫而富益富。……会宪司行随产当差之法，他州县皆别遴官，独浦江就委侯（浦江县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引者）行之，盖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令民自实其业。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命里长履亩而推正之，及命邻者覆核。侯躬校簿书，正其是非，斥其隐蔽，更造册籍，灿然明白，积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尽除之，然后依粮定役，咸服平允”〔70〕。又如义乌：“至正十年，浙东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由民田有不实，乃俾属郡括其实以赋役，且命有田者随其田之所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来蒞其事于义乌。……凡民有田，俾其自陈，里胥载核，徂徂畛。且稽故籍，质其伪真，钩隐弗遗，增崇弗逾。既括而实，乃籍乃图。图籍既完，弗缪弗汙。按籍以役，庳高用敷。豪民大家，徭兼役重。单夫窭人，获免于佣。富既弗病，贫将终丰。”〔71〕“田政久废，民或无田而被役，而多田者其役顾与下户同。公（义乌县达鲁花赤亦怜真--引者）奉宪府令，尽括其实，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飞寄诡匿，多田者则随其田之所在，验米之数以受役，而下户细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72〕除了婺州路之外，核田还在处州路（路治丽水，今浙江丽水）进行。处州路属下的庆元，“会分宪余公阙以括赋役不均，举行核实，各县皆择人往董之，惟庆元就以属公（庆元县尹孔旸--引者）。乃令民以田亩多寡自占，即不实，罪及邻保。立法周而用法严。民自占，无敢不以实。赋以田制，役以赋定，富者幸免、贫者重困之患遂除”〔73〕。龙泉，“部使者余公阙……复命侯（处州路青田县尹叶琛--引者）垦田龙泉，召有田之家履亩而实之，验民粮多寡以定科徭。……事成，移婺之武义，侯垦田定赋一如龙泉”〔74〕。这一次核田规模是比较大的。除此以外，白景亮在衢州路（路治西安，今浙江衢县）“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75〕。福建兴化县尹雷机，“令民自实田，随其高下为定，日选一吏主其官书，每一乡毕，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悦”〔76〕。湘乡（今湖南湘乡）知州王文彪，“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闾左之民。公为括其实，俾其陈毋有隐，即有隐没，田入官。既得其实，乃定著于籍，用为赋役之差，富贫以均，民心悦服”〔77〕。休宁（今属安徽）县尹唐棣，“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问民不便者，皆以赋役不均告”〔78〕。唐棣“谓胥吏贪墨，遴选闾里良民觞于庭，俾家至户喻，察恒产有无，聿新税籍，削逃徒，并诡异，秋毫底实，逮三月告成”〔79〕。
    由以上所述，可知元朝后期江南很多地方都有核田之举，而核田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均役。核田的方法，大体上仍是自实与举报相结合，某些地方还采取“履亩”核实之法。对不实者采取没收的处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核田，并非中央政府的命令，而是地方监察或行政官员的行为。凡是采取这一措施的官员，大多是比较廉正，有所作为的人物。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核田均税，最善政也。”〔80〕他们将此视为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的最佳行为。当然，在整个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情况下，这种改良措施犹如杯水车薪，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至正十一年，1351年）后，江南群雄割据，不断争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继续核田定役。如：“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阳韩侯谏来为尹。会治其县境，一切军资悉取于民，重轻失当，怨嚣载道。侯……乃下令听民自陈，即有不实，并以坐吏，仍选乡里大姓有禄位德望者核视之。……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81〕韩谏出任的是上虞县尹（浙江上虞），元代属绍兴路，当时为投降元朝的方国珍所据。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在元末是张士诚占据的地方，“戎务尚殷，供亿繁夥，征输敛，趣期会，皆倚办于役户。奈何富民之奸谲者巧于隐避，产税多析于他名，故役轻而益富；贫懦者田虽鬻而额仍存，故役重而愈贫。物力既殚，官事稽失，荷校受笞，赀孥不保，而累延有司矣。”乌程县尹冯信卿在路总管命令下，“明列数条，集里长乡胥分置各所，讥防周密，言不一漏，……不踰月而毕”。“得自实之田千余顷，倍愈旧籍。税产既裕，役调遂均。”〔82〕朱元璋兴起于淮西，渡江后向浙东发展，占有婺州路等处。“公（朱元璋任命的江南行省左司郎中王愷--引者）令民自实田，……通验其粮而均赋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贱与贵皆无苟免者。”〔83〕婺州路原来曾施行核田均役，见前述，朱元璋到来以后沿袭了这一做法。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核田定役在江南已深入人心，被视为施行善政之必不可少的措施，即使在动荡变革的时代中仍然如此。
    核田的结果是建立土地籍册，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赋役的合理负担。关于土地籍册的情况，请看以下记载：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之纸以给田主，为（谓）之乌由，凡四十六万余枚，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才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又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册者焉。〔84〕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纸，以给田主，谓之乌由，凡四十六万三千有奇。画之为流水册，次之为鱼鳞图，类之为兜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谓之鼠尾册，又总凡六千二百五十。〔85〕
    [至正十八年上虞县核田]其法，每田一区署由一纸，戴田形地方亩数与凡执事者其上，俾执之以为券，而图以鱼鳞，册以鼠尾，分以兜率，总以归类，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86〕
    [婺州路核田]其以田之图相次而疏其号名亩税粮之数与得业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鱼鳞；以人之姓相类而著其粮之数于后者曰类姓，以税粮之数相比而分多寡为后先者曰鼠尾。〔87〕
    具其田形疆畎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牍而加详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别为右契予民使藏之，曰乌由，以主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诏役。〔88〕
    综上所述，元末江南核田编制的籍册文书，有乌由、流水、鱼鳞、兜率、类姓、鼠尾数种。鼠尾前已述及，其余在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乌由。以上三条记载中提到乌由，显然是各家各户占有土地的凭证，上载土地的形状、大小与业主的姓名。此外，元末上虞湖田重新丈量以后，“拨付各户照依元佃亩步布种纳粮采画图本，每一丘出给乌由为照”〔89〕。湖田是官田，这就是说，官田佃户亦可获得所佃田的乌由。“由”即凭证，“乌”可能指此物的颜色（乌黑）而言。据“每田一区”、“每一丘”“署盈尺纸”，可知业主所占有的每块连接成片的土地，都有乌由一张，并非业主所占有的全部土地，都在一张乌由上。原来，土地买卖主要凭契约；而在颁发乌由以后，“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这是古代土地买卖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流水簿（册）和鱼鳞图。上引5条记载中，同时提到流水、 鱼鳞者有3条。从这几条记载来看，流水和鱼鳞都是“画图（形）”的。 其中之一说流水“亦曰鱼鳞”，两者没有区别。但从其他两条记载来看，流水和鱼鳞是有所不同的，否则就不会先说“流水”，接着又说“鱼鳞”了。但是，区别何在，从上面几条记载是看不清楚的。也许，流水册是某一地区的自然土地图形，而鱼鳞图则是各户占有的每块（丘）土地图形。
    鱼鳞图（簿）在宋代已经出现。“鱼鳞”指土地形状而言，元人诗：“齐鲁多平原，江浙田高下，戢戢如鱼鳞，土籍谁主者！”〔90〕江浙多丘陵，土地形状不规则，如鱼鳞状，这是鱼鳞图一名的由来。鱼鳞图册的出现是古代土地登记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代有深刻的影响。各户占有的每块（丘）土地均有图，汇集成册，由政府保存，这就是鱼鳞图册。而“乌由就是每张鱼鳞图册的副本”〔91〕，发给业主，作为凭证。“流水”一名的由来，有待进一步考证。元代有关丽水县（今浙江丽水）学田的碑文中说：“追照本都砧基并流水簿籍，查照本都亡宋咸淳二年推排核实田亩，及至元十七年讲究取勘田亩流水簿，俱系县学田亩，与元抄籍册相同。”〔92〕可知至元十七年即有流水簿存在，可以认为，流水簿和鱼鳞图一样，亦可追溯到宋代。众所周知，明代通行的是鱼鳞图册，但亦有记载提到流水册。如方志《嘉靖浦江志略》载：“大明洪武十有四年，造田土流水文册，共三百四十册。内开：每都佥都长一名，保长一十名。每遇造册之年，照号挨踏入册，图画田地山塘段样，开载原业某人，今业某人，及米麦科则数目，庶毋隐漏飞诡，查明方上四载文册。”〔93〕同一记载中完全没有提到鱼鳞册，似可认为，明代流水、鱼鳞已没有区别，一般均采用鱼鳞册，但个别情况下仍沿用流水册这一名称。
    类姓簿、兜率簿。上面所引记载说：“以人之姓相类而著其粮之数于后者曰类姓。”可知这是以田从人的籍册，即将一定行政区划（乡、都）内登录的各块田土，应纳税粮，按人户姓氏归并在一起。明初某些地区保留了这一名称。《嘉靖浦江志略》记：“田土类姓文册，共三百四十册。随流水编造，如一都一保田土，不拘另籍，或张姓、李姓，选作一处，以便查考。”〔94〕类姓文书和鱼鳞册可以互相补充。但在多数明代记载中，这种类型的土地籍册称为归户册〔95〕。
    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宋代已有类姓簿〔96〕。同时又有砧基簿，应与“类姓文册”相近。“所以立砧基册者，以田归户也。”〔97〕元代江南某些地方仍有砧基簿存在。前引丽水县学田的记载，便提到“砧基”簿籍；湖州路安定书院与僧人发生田土争执时，书院以“宋淳祐五年安吉州给到印信砧基一册”为据〔98〕。可见宋代的砧基簿在元代一直沿用。后来类姓簿取代了砧基簿。上引5条记载中，4条有兜率簿（兜簿）而无类姓，1条有类姓而无兜率。似可认为， “类之为兜率”、“分以兜率”之兜率簿，与类姓簿应为一物，否则就难以解释了。至于此类簿册为何以“兜率”命名，尚有待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