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黄遵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描写了一幅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情景：“余闻东西之人，盛称泰西者，莫不曰其国大政事大征伐皆举国会议，询谋佥同而后行。其荐贤授能，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其君臣上下，无疾苦不达之隐，无壅遏不宜之情。其人皆乐善好施，若医院，若义学，若孤独园，林立于园中。其器用也务以巧便胜。其学问也实事求是，日进而不已。其君子小人，皆敬上帝，怵祸福。其法律详而必行，其武备修而不轻言战。”⑨这些话虽过分美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历史必然去看，那么可以说黄遵宪的认识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想。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黄遵宪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并存着两种政体，即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前者以美法等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德日等为中心。当时的中国人由于缺乏对这两种资产阶级政体的了解，并且受封建的忠君思想之影响，几乎都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因为这样可能更符合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而在谋求中国变法维新、寻求近代化的道路上减少一点阻力。黄遵宪崇尚君主立宪，尤其赞赏明治维新后作为日本君主立宪政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县议会制度，认为日本“府县会议之制仿于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意甚美也”，“是制之建，人之皆谓政出于民，于地方情弊宜莫不洞悉，坐而言起而行，必有大可观者”⑩。只是他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而且仅将议会当作筹费的机构，“且府县会之所议，专在筹地方之税以供府县之用，官为用筹费而民疑，民为民筹费而民信，民自以为分官之权，谋己之利，而官无筹费之名”，因而在黄遵宪看来，议会是“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11）。他的这种向往君主立宪政体的意愿，在日后的维新变法中得到了实际运用。在湖南，由于他的辛勤奔波和不懈努力，新政运动有了良好的开端和社会效果。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于湖南倡立了府县乡的地方自治。为了推动新政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他又仿效日本的警察制度设立了保卫局，由此湖南成为中国新政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省份。他在《日本国志》中所表露出来的维新思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然而好景不长，戊戌维新仅仅百余日便告失败，他本人也因此受到这种冲击，其晚年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而渐渐趋向于用革命手段来谋求中国的变革。
    又次，强调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并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在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时，黄遵宪认为是“霸政久窃，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急情况下，仁人志士“乘时而起，覆幕府而尊王室，举诸侯封建之权拱手而归之上，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12）。因而他认为在历史转变关键之时，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由此他赞扬了幕末维新志士们的奋斗精神，并认为日本“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而“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因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而后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卒能定国是而固国本”（13），突出强调了幕末志士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上的黄遵宪来说毫不为怪，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承认在历史的某一特定的时期个人的巨大推动作用。不过，为了使变法维新事业更加顺利地向前推进，为了减少维新变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黄遵宪进而认为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最高统治者必须纡尊降贵、带头维新。为此，他引用了明治时期杰出的维新志士大久保利通的上疏：“夫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此而以帝号自娱，以示天无二日之尊，犹之可也。今天下万国，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乃盛仪卫饰边幅，与井底蛙何异？又何以联情谊而使指臂耶。诚欲合全国君臣上下为一心，必自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请尽去拜跪俯仰之仪，一切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同仪，我天皇必亲临太政官而取决焉”，进而他认为日本“维新以后，废旧仪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14）。在这里黄遵宪不仅暗示了中国的变法维新要自天子降尊始，而且暗喻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坐井观天”的自大心理。如果我们联系自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历史，那么黄遵宪的这种暗喻既不失为一个绝妙的比喻，也不失为一个精辟的论断。历史事实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取得事业的成功，最高权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往往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以专制为其特征的封建社会更是如此。日本明治维新如此，再前推一点来考察历史，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农奴制度的成功也是如此。因而在这里可以说，日后中国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免尊屈己下国是之诏，也是与日本明治天皇纡尊降贵有联系的。因为戊戌变法的历史告诉我们，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非常重视。
    经济思想方面
    资本主义近代化包括经济近代化和社会近代化两个方面，而主要指经济的近代化。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实现近代化的进程，并由此开始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东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线，也基本上走完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即是说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主要是指明治时期。因而当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之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一派发展资本主义新气象，日本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致使他去研究、分析其个中缘由，于是产生了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经济发展的最初印象。
    作为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他特别注重政府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明治政府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表现在保护、奖励和扶持三个方面。在黄遵宪看来，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保护关税自主和扶持民族工商业两个方面，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中，黄遵宪探讨了关税的来龙去脉，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而中日两国迫于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才被硬性规定了税率。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就意识到他阻碍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于是积极谋求废除包括关税税则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于外交利弊考求颇熟，于明治四年即遣使周历各国，欲免输出税而加输入税，所有收税之权改归日本自主”（15）。尽管明治初年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统治阶级比清朝统治者明智，并且在不久以后，通过与西方列强的谈判，日本终于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才有可能使日本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两百年才走完的近代化道路。在这里黄遵宪虽然未敢明确地向清朝统治者提出劝告，但却也暗示清朝政府应象日本一样去积极谋求关税的自主。
    明治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主要表现在诸如政府以“国家工厂”的名义兴办模范工厂，用以指导私人的经营，并以法律手段给以优惠特权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等。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发迹史都昭明了这一点，它们都是在明治政府的卵翼下发展起来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三菱轮船公司了。黄遵宪注意到这点，“日本通商以后，本国轮船如三菱会社之类日渐扩充，王令富商巨贾醵资集力，复以国家公款筹谋津帖”，为此他慨叹道：“其维持商利、扩充船务可谓至矣。”并且当其与外国公司竞争激烈时，政府便以法律手段加以保护，如颁行海外旅券等，“然外国船舶往往互争揽载，甚有亏本减资以相竞夺者，日本欲示禁而势有不能，欲斗力而力有不敌，乃为此（海外旅券）领凭规则，必须本人到官领凭。不领者查觉有罚，欲使附载外船之人，畏其烦难退而阻止，则其利仍归于本国船也。”对此，黄遵宪认为“意固不在税也”（16），而在于保护和扶持本国的工商业。正是从这点出发，黄遵宪认为清政府也应采取措施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凡创为之事，根本甫立，外人争揽利权者，又往往倾资以争竞，设策以摇撼，故得利甚难，国家出资助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17）。近代社会，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之时，政府的保护措施固然是它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企业体制及经营方式的作用，这三者可谓相辅相成。洋务运动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清政府曾给予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以扶殖，但是由于其体制繁杂和经营不善，终未成气候。黄遵宪只看到了一个方面，不过，从其提请当权者注意保护本国民族工商业这点出发，应该认为是有利于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