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他特别注重铁路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当世界迈入蒸汽时代以来，铁路的地位和作用便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对于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更是如此。黄遵宪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矿务赈务税务为益无穷，而于用兵一事尤为万不可少之举，必不可缓之图，”他批评了那种认为铁路损民生计的保守顽固的观点，认为“铁道之便生民兴国产，盖利之尤大者。”为了帮助统治者认识铁路的作用，他以日本为例断言中国如兴铁路必获大利，“余尝考日本铁道建筑之费用与夫岁入之利息，而知中国铁路并可获大利。”“华民见利争趋，经营恐后，如是数十年，铁道交遍于国中，计日可待也”（18）。因而他主张在中国遍修铁路。
    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是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又一个重要表现。我们知道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实质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明治维新后，刚掌握政权的新生资产阶级，就迫不急待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首先进行“废藩置县”和“奉还版籍”，接着拟定《田租改革建议草案》，尔后核定全国地价，确定新的租税制度，并统一全国的土地税，1873年颁布地税改革令等等。通过地税改革，日本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对此作了详实记录，并充分肯定了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和“奉还版籍”的举措，认为此两项改革影响巨大，“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19）。此外，他对于地税改革也作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地税改革的基础在于核定和平均全国的地价，认为地税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家征收租赋“易米以钱”（20），实行货币地租。黄遵宪还分析了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与特点，并将它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比较，得出中日古代土地和租税制度相同的结论，从而指出在中国实行土地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今日值多事之秋，履至艰之会，则不变其何待”（21）。主张在中国亦应实行资产阶级土地改革。
    军事思想方面
    黄遵宪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国际情势决定了“兵不可一日不备，”“虽使神圣复生，必不能闭关而治”。因而他主张发展军事，建立巩固的国防以抵御日益严重的外来侵略。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大声疾呼：“今日之事，苟欲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非讲武不可矣。”（22）他以日本明治维新后致力于军事为例，希望中国也能有所仿效。黄遵宪还提出了“非练兵无以弥兵，非备战无以止战”（23）的战略思想，尽管在《兵志》中他表现出和平的愿望，但是通过对世情的了解和考察，他也认识到这种和平愿望只是美好的幻想，因而他力主今日世界“非讲武不可。”针对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于世情懵然无知、麻木不仁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及意识，黄遵宪呼吁当局要加强战备观念以巩固国防，指出：“夫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此。”（24）在《兵志》中他称颂了日本仿照西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认为“非数百年穷研实践，未易得此精密之法也”，实行义务兵役制可使“粮无虚糜之患”、“国无虚耗之恐”（25）。日本仿行此法已初见其效，并认为是“善变”的结果，因而主张中国要仿效西法改革落后的封建的军事制度。尽管如此，黄遵宪对日本汲汲于武事也表露出担心，他预言了日本可能向外侵略扩张，表现了他对日的警惕性。这种预言和担心也同样表现在《地理志》中：“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彀旋也。”（26）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正是其预言的实际写照。在那个时代，能够洞察到这一点并作出大胆的预言，确属难能可贵，这也就是黄遵宪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的超人之处。
    文化思想方面
    黄遵宪特别欣赏日本明治维新的普及教育及师范教育，主张以西学代替中学。明治维新时期，考虑到文化教育在发展国家中的作用，政府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改革，并为此而开展了以教育改革为先导的“文明开化”运动，主张“牢不可破的国基……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27）。对此，黄遵宪不惜以大量笔墨去描述和介绍，其目的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了解日本的教育改革，并为中国的取法提供参考建议。在《学术志》中，他详细记述了日本国民在学制颁布后大办教育的情形，“明治四年（1872），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校”，“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曰修身，兼及物理学博物学之浅者，益以挂图唱歌体操诸事”。“有中学校，其学科亦如小学，而习其等级之高者术艺之精者。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养成教员以期广益者也。有专门学校，则所以研究学术以期专精者也。”由于“朝廷既崇重西学，争延西人为之教师”，到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28）。日本民族勤奋好学谦虚，对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他们都会不失时宜地加以学习。中古时期，他们不畏艰险横渡大海，向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唐宋王朝学习典章制度、封建礼教等，到了近代，他们又不辞辛劳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态度谦虚诚恳，没有丝毫心理包袱。为此，黄遵宪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西学所持的态度，认为“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本应为中国所学习，然封建顽固派“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诚恐一学西法，有如日本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器械以从之者”（29），指出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偏见。为了引起统治者对西学的重视，黄遵宪以日本学习西学渐臻富强为例，奉劝清朝统治者改正态度、学习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0）。与此同时，黄遵宪把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旧学中的“辞章”、“宋明理学”等斥之为无用之学，是“刍狗焉耳，糟粕焉耳”，认为“夫辞章之末艺，心性之空谈，皆儒者末流之失”（31），从而主张予以抛弃，希望中国能学习日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来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学，用西学代替中学。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黄遵宪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他在提倡西学的同时，也未能摆脱早期改良派“道本器末”、“西学东源”说的羁绊，认为“夫物穷则变，变则通。吾不可得而变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吾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信也，凡可以务则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32）。也即是说，他也认为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减少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也出于其自身“中华文化优越感”的一种自负心理，黄遵宪也认为西学东源，“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无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33）。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学习西学也只是重新学习和继承我们祖先的东西，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尽管这种认识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中国之学，万国之宗”的心理，也与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西学的目的相矛盾，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力图在中国推行西方资产阶级西学的，只不过托墨子之名行西学之实而已。
    综上所述，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的特点是比较全面、系统，其明治维新观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他是近代中国系统研究明治维新之第一人，为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认识日本、学习日本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详实的思想资料，从而在探求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局限于其对社会情势的了解和阶级观点，在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和阐述方面，他也受到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和早期改良派“道本器末”说的影响，不过，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功绩，总是以其比前代提供了多少思想材料为标准的，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黄遵宪真正是一位近代中国认识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者，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务人物，其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不仅承继了前期“走马观花”者的一些观念，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其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