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种姓制在印度长期延续，当然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关，印度是世界古老的文明源泉之一，种姓制又是这种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根除种姓制（尤其是它的思想根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种姓制的延续也有人为的原因，现代化的领导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英国入侵带进新的文化，其中包括新的价值观。英国人口口声声说每个人都平等，从而对种姓制提出了尖锐挑战。但英国的统治并不平等，这就把印度知识分子推入一个尴尬的局面：他们希望摆脱英国的不平等统治，但为此就不能再为种姓制辩护。但是，种姓制中是否蕴藏着某种“印度精神”？丢弃种姓制是否会丢弃“印度文化”？印度知识分子在这里遇到的是一切民族主义运动所不可避免的困境：在现代化冲击下，如何处理民族文化的积淀？甘地的思想便充满了这样的矛盾，他对印度的农村公社充满希望，认为“未经损害”的印度古代文明具有比西方先进的道德规范，村庄共同体的分工合作体现着“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种姓制在剔除了等级内容之后，是可以为这种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的。（注：弗兰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11、112-113、127页。 ）尼赫鲁对种姓制持一种比较反对的态度，但他也说过：“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的条件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注：弗兰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11、112-113、127页。）（注：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315页。）由此可见，在印度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中， 种姓制始终是一个难解的情结。
    英国人并不彻底反对种姓制，他们尽管不喜欢种姓制，认定它是“野蛮”的表现，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种姓制对他们的统治有利，因为它使印度人分裂，产生种姓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法律上执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使王公与庶民同罪（以利于他们的统治）；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层面上默认种姓制的存在。因此当代有些学者认为：种姓制即使不是英国人发明的，至少也因为英国的统治而成了一种“特别严格的社会现象”，一种独属于印度的“文明社会形式。”（注： C. J.Fuller （ed），Caste Tod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lhi,1997,p.1,p.10,p.16,p.21,p.3,pp.16-22.）
    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反种姓主义立场。独立不久，1948年4 月，议会就通过一项决议：“本院认为，任何根据其章程或行使自由的权利而以宗教、种族或种姓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都不可以从事除对其社团之真正及文化的需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注：S.K.Ghosh,Social Order in India,New Delhi,1990,p.45.）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对种姓问题作了特别规定，其中第17条禁止一切形式的“不可接触”行为，并规定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任何公民“都不得仅以宗教、种族、种性、性别、出生地点等等为理由”，而被排斥于公共场地、设施等的使用之外，其中包括商店、饭店、旅馆、娱乐场所，以及水井、水池、浴室、道路等等。宪法中还专列条文，责成政府对所谓的“落后阶级”给予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优惠，并在联邦议会和邦议会中为其保留席位。1955年，政府又颁布“不可接触犯罪法”，进一步禁止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在法律上以及一切政府行为中，都严格反对种姓不平等，并尽力提升低种姓的社会地位，以致有人评论道：“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下层少数阶层像印度的下等人那样受到政府如此特殊的照顾。”（注：Virendra Prakash Singh （ed） , Cast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Social Change,New Delhi,1992,p.47-48.）
    既然政府如此坚定地反对种姓制，为什么独立50年之后，种姓思想与种姓实践仍如此明显？文化与传统是重要因素，但政府有些政策在无意中也助长了种姓意识，延长了种姓制的存在。
    首先，由于给“表列种姓”许多特殊的待遇，做“表列种姓”反而成了特权。向“表列种姓”倾斜明显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使其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但这些组织都是以种姓为基础的，所以种姓的意识反而加强了。1955年中央邦基里亚地区最低贱的种姓查码（皮革匠）曾召开一次种姓会议，其中除提出他们受剥削受歧视的抱怨之外，还作如下表示：“谁不为自己的荣誉和种姓感到骄傲，谁就不是人，而是畜牲、是死人。”（注：Virendra Prakash Singh （ ed） , Caste,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Social Change,New Delhi,1992,p.49.）至今，不少“落后”种姓都成立了种姓组织，时间一久竟形成了某种既得利益，政府的特殊照顾成了他们获益的手段，以致有评论家说：“总是以落后或先进种姓的名义来考虑问题的倾向正在造成新的紧张和困难，在可见的未来将更难解决问题。事实上，许多强大的种姓在落后中得到既得利益，它们将抗拒任何把它们从落后的行列中转移出来的企图。”（注：Virendra Prakash Singh （ed）， Cast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Social Change,New Delhi,1992,p.50.）较高种姓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也会加强相互间的联络。这样一来，各等级都按种姓原则动员起来，这不仅无利于消除种姓隔阂，反而使种姓的区别更加明显。所以，扶助落后种姓无意中造成种姓意识大提高，种姓由此而找到新的社会功能，即假若它不能再作为社会等级存在，它仍然可以作为利益集团生存下去。因此富勒说：独立后50年间印度的种姓制度确实有所变化，但并没有向种姓消失的方向发展，而是将其改变为“文化差异”[17]--这是政府的政策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