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政府同时又有意识地利用了种姓意识。印度独立时，国大党曾坚决反对种姓政治，尼赫鲁曾针对比哈尔邦的种姓冲突做过警告：谁若按种姓原则开展政治活动，就将被开除出国大党。但1952年第一次大选中国大党恰恰是因为动员了占优势地位的种姓才取得比哈尔邦的胜利的，这是印度种姓政治的开始，尼赫鲁也因此修正了他的立场。此后，国大党有意识地与各地占优势的种姓结盟，在种姓领导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推举候选人。占优势的种姓多数是高等种姓，因此国大党事实上依靠着传统的地方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在农村地区占有土地，同时又是种姓制天生的维护者。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既出自高种姓对低种姓、“洁”对“污”的宗教-道德关系，又出自有地对无地、雇主对雇工的经济-社会关系，具有传统的权威性。国大党由此而能够在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权，因此对“种姓”这个工具的作用就知之甚深。当然国大党也因此而改变了性质，“从争取自由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具有远见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让位于那些具有狭隘地方主义、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上的新人。”（注：C. J.Fuller （ed），Caste Tod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lhi,1997,p.1,p.10,p.16,p.21,p.3,pp.16-22.）（注：转引自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其他政党也不甘落后， 都争先恐后地利用种姓政治。时至今日，印度一切大小选举都离不开种姓因素，情况往往是：如果一个政党从这个种姓（例如占优势的种姓）中推举候选人，另一政党就要从另一种姓（或多种姓的联盟）中推举候选人；如果几个党都从同一个种姓中推举候选人，那么候选人个人的财产、势力、家族力量就要起作用。独立后最初30年中，种姓政治尚不公开，没有哪个党敢公然提倡种姓选举；但1977年第一届非国大党政府上台后，就公开宣称要执行“低种姓”的政治，理由是低种姓几千年来一直受压制，现在应该是还其公道的时候了！（注：Andre Beteille, "Caste inContemporary India",C.J.Fuller（ed），Caste Today,pp.167 -169.）这以后，种姓政治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文化种姓主义”之外又形成“政治种姓主义”，种姓制取得更多的生存形式。
    国大党奉行的“非冲突方式”和“第三条道路”也延长了种姓的生命力，依据这种战略，印度宣称它将建立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方法是“和平革命”。尼赫鲁说：“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用和平的方式，把坏的东西去掉，把好的秩序建立起来。”（注：弗兰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11、 112-113、127页。）但这种“和平革命”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不触动旧的秩序，包括种姓制。因此印度宪法仅规定禁止“不可接触”，即最明显的人身歧视，而不取消种姓与种姓制，相反还允许种姓区别以宗教与文化的形式保留下来。由此，种姓制只要不以公开的等级区分或种姓歧视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社会与经济的存在其实是合法的。思想中的种姓偏见更是根深蒂固，虽因舆论的压力与政府的反歧视政策它不可公开表露，但在私人场合却随处可见，在农村特别是偏僻的地区则更是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陋习延续至今。若考虑到印度有广袤的农村，80%的人是农村人口，那么这种情况就值得注意了。农村相比较城市而言发展尤其缓慢，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显然是原因之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英格尔斯的说法，即人的现代化是根本的现代化。（注：参见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导论与第1章。）英国学者麦迪逊说：印度发展缓慢受碍于“制度性约束”太多，其中包括“用宗教眼光而不是实用的态度看待工作，将体力劳动视为不洁，职业变换中有种姓限制，妇女、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处于落后状态，耕地分配不均，分成制负担太重，禁止杀牛从而阻碍了有效的耕作，语言分裂与地区偏见”等等。[22]这些“制度性约束”在印度独立后本来是有机会清除或至少缓解的，但国大党的“非冲突方式”却使旧的社会秩序延续下来。因此弗兰克尔问道：“除了向那些使严格的社会等级成为制度化（而且神圣化）的信念和结构发动正面进攻外，还能不能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既定的财产、地位和权力状况？ ”（注：弗兰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9-11、112-113、127页。）（注：Angus Maddison,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rmic Growth, India and Pakistansince the Moghuls,London,1971,p.81.）
    最后，国大党的土地政策为延续种姓制提供了经济前提。平心而论，国大党高层领导对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尼赫鲁在1928年就说：“柴明达尔制度是过时的、陈腐的封建残余，必须废除它。”1949年尼赫鲁为新独立的印度设计发展前景时更明确指出：“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解决了土地问题，国家的困难就会减少，而其他问题就开始迎刃而解了。”（注：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744页。）此时，印度的土地问题极其严重，独立时全国有1／5以上的农户无地，25%的农户只有不到1英亩土地，14%的农户占地不到2.5英亩（即 1公顷）--也就是说，总数61%的农户无地或只有小块土地， 他们的土地加在一起只达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8%。另一方面，13%的农户是“大农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4%，其中最大的5 %的地主占全国土地的41%，他们是农村真正的豪强。（注：弗兰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9-11、112-113、127页。）无地或少地农民为地主做工，收入极其微薄。分成制农民要把60-70%的收成交给地主，扣除种子等等就所剩无几。无地少地农民基本上是低种姓，所以种姓等级关系往往与经济剥削关系重叠，低种姓不得不依附于高种姓，而这就是种姓制的经济基础。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于是着手进行土改。土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消灭柴明达尔制，其次是制定土地最高限额，最后是减租减息，改变分成制。但实施的结果是只有消灭柴明达尔制是成功的，从40年代到50年代，各邦制定了65个法案，赎买土地约1.7 亿英亩，占当时耕地总面积3.6亿英亩的近一半，使2000 万佃农直接与政府建立租佃关系，取消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中间剥削地位。从1961年起，各邦政府根据中央批示开始制定土地最高限额，试图摧毁大土地所有制，强制性地把所谓“剩余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那里赎买出来，再以优惠价格转让给无地少地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平均地权”的企图。但这一措施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普遍抵制，到1977年7月，全国只有404万英亩土地被确认为超限额土地，其中已征购210万英亩，已分配129万英亩，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0.4%，而在1955年，国大党曾估计应该有6000万英亩的“剩余土地”。（注：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86页。）事实上， 国大党在执行土地最高限额时三心二意，这个党现在已经把它的命运与有土地的种姓联系在一起，依靠他们争取选票。所以对土地所有者规避最高限额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土地被地主转移，在名义上转到了地主的妻子、儿女、亲朋、仆役的名下，从而躲避了最高限额。同时，国大党自身也已经变质，它的地方党组织已掌握在有土地的优势种姓手中，因此在制定法律时，总是要让土地所有者有机可乘。最后，国大党奉行“非冲突方式”，不向旧利益集团和旧制度发动“正面进攻”。凡此种种终使土改运动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也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虽然最大的柴明达尔地主被消灭了，但他们只是极少数人，地主集团的整体地位并未受到动摇，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仍在农村延续，旧的种姓结构就保留了下来。种姓制的经济基础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受到触动，比如工业经济的扩大、城市生活的传播等都在动摇种姓制，但乡村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缓慢变化恰恰是造成严重的二元对立现象的基本原因。人们在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被分裂了，正如一位印度经济学家阿肖克·米特拉所说：“在印度，你可以全面地博览从田园生活、封建主义、重商主义、杂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到点滴的社会主义热忱的整个系列。”（注：转引自迪利普·希罗：《今日印度内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确实， 印度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的环境中艰难地行进的，价值对立沉重地拖着它的后腿。
    美国学者斯梅尔塞曾经说：“价值对发展影响重大，尽管方式可以有许多。 ”（注：Neil J. Smelser, "Toward a Theory
    ofModerzation",节录载Eva Etziono-Halevy and Amitai, Etzionied,Social Change:Sources,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1974,p.274.）价值与发展的关系从马克斯·韦伯到帕森斯再到当代许多研究者都曾一再强调过，但发展中国家却一再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障碍。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价值中凝结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在千百年中点滴地积累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加以改变。然而现代化却意味着社会的某种突变，在这一突变过程中，价值取向将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斯·韦伯曾竭力阐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相关联系，并据此提出最早的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欧产生，在其他文明的价值体系下，都不能发展出“现代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这种发展的苗头”。（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9、700页。）韦伯的理论后来虽受到许多批评，但他关于价值与发展之间有相关性的观点却具有普遍意义。就印度而言，种姓制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使它在很长时间里只有缓慢发展，而没有突飞猛进。价值观念的变化的确需要很长时间，但印度若不突破以种姓制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它的现代化发展是很难全面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