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赵昀在位40年（公元1225-1264年），于宋朝18位皇帝中在位时间仅次于宋仁宗（公元1023-1063年在位，共41年）， 占两宋320年的12%。宋理宗在位期间，也是南宋晚期最重要的阶段。
    对于宋理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宋代人一般评价较高，如马廷鸾说：“远几仁祖，视民若保”，“时和屡格，敌难坐消。”〔1 〕元人则有具体分析者，如《宋史》作者评道，与蒙古联合灭金，“可以刷会稽之耻”，又“丕变士习”；但后来“怠于政事，权移奸臣”，因而“治效”“不及庆历、嘉祐”〔2〕。明清时， 李贽认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3〕；王夫之写道：“理宗虽闇， 早岁之设施尤有可观者。”〔4〕近人对宋理宗的评价，有持具体分析的， 认为“端平更化”“俨然中兴景象”〔5〕。也有持否定意见者， 如：“南宋虽然没有暴君，而从孝宗以下，多半昏庸，最大的例证是理宗。”〔6 〕“理宗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7〕“但（赵）昀乃一庸才， 又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8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宋理宗是不是一个“庸才”。
    长期以来，学术界于南宋后期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乃至对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也缺乏全面了解，这就影响到对这段历史的准确认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发掘资料，加以评析。所谓“庸”，其本意为平常、经常，引伸为“凡庸”、“不高明”，如庸医、庸才。庸才，即指凡庸无能的人。纵观宋理宗的一生，特别是在位期间的表现，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庸才”，有没有能力？本文拟对宋理宗的“能”与“庸”作些粗浅分析。
    一、策略：“渊默”韬晦
    宋理宗在位40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25-1233年），史弥远独相擅权，理宗“渊默”少为。第二个时期约二十年（公元1233-1253年），理宗亲政，进行“更化”。第三个时期约十年（公元1253-1264年），嗜欲享乐，怠于政事。
    宋宁宗于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闰八月逝世，赵昀即皇帝位，是为宋理宗。此后至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左丞相史弥远病逝共九年多时间，都是史弥远独相时期。这段时间里，宋理宗受制于史弥远，听任其擅权，“于万机谦逊无所预”〔9〕，没有自己独立的建树， 正如黄震概括的，宋理宗“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10〕。所谓“渊默”，就是深深的沉默。宋理宗对朝政深深地沉默达10年之久，确乎惊人！仔细考察，这种“渊默”乃是宋理宗自觉的韬晦行为，是他的一种策略，反映出宋理宗心计甚深，而其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皇位。
    宋理宗小时名赵乌孙，是赵宋皇室远族，出身低微，其父赵希k23i202.jpg是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山阴县县尉〔11〕，早死。乌孙和其弟孟孙随母亲寄居舅父全保长家。时朝廷为史弥远独相专权，他不满太子赵竑，蓄意另立皇嗣，遣人访选赵氏宗族中合其意者。赵乌孙18岁那年（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史弥远门客余天锡过绍兴全家，发现赵乌孙，于是被史弥远接到临安居住，接受皇室教育，乌孙亦被改名与莒。次年，赵与莒被立为沂王嗣，赐名贵诚。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赵贵诚21岁，被立为皇子，改赐名昀。闰八月，宋宁宗逝世，史弥远矫以“遗诏”废去皇太子赵竑，立赵昀为皇帝。
    史弥远将赵乌孙从绍兴接到临安后，为了使他更符合帝王身份，特地为他安排生活，选派老师，读书识字，学习朝廷礼仪。作为沂王嗣，又指定国子学教授郑清之担任老师，“清之日教昀为文，又购高宗书俾习焉”〔12〕，教他研读经史、文章翰墨〔13〕，以迅速提高其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史弥远又通过宋宁宗，先将乌孙收养宫中，继立为沂王嗣，再立为皇子，又两次赐名，并授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在短短的时间里，赵昀已由普通百姓而成为皇子、国公，骤然提高了身份，也为承袭皇位奠立了基础。
    在民间已有不少阅历、比较聪颖含蓄的赵昀〔14〕，经过两年多的特殊教育，增加了对法度礼仪、皇室生活乃至宫廷斗争的了解，变得练达识务，这从下面一件事可以证明：“宁宗崩，（史）弥远始遣（郑）清之往，告（赵）昀以将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应。最后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复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15〕赵昀此语回答得十分巧妙，他没有也不便正面表达自己作皇帝的意愿，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史弥远，谦恭地听命于史弥远，实际上是表示赞同。这样的世故阅历，连史弥远、郑清之也“相与叹其不凡”。可见，年已21岁的赵昀不是糊里糊涂地被黄袍加身，而是有意识地争继皇位，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赵昀是史弥远、郑清之废立太子的同谋。
    宁宗时，史弥远已独相16年，他“贪天之功，震主之势，柄国自擅，黩货无厌”〔16〕，“专权纳贿，天下交为污浊”〔17〕。史弥远柄国， “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18〕
    赵昀即位时，史弥远正当大权独揽，炙手可热，其党羽遍布朝野，其权力无所不在，而且赵昀就是史弥远“定策”立为皇帝的。因此，如何对待史弥远是宋理宗面临的一大问题。宋理宗毕竟是“不凡”之辈。他“兴于侧微”，浪迹民间，但被选入宫廷，立为嗣子、皇子，登上帝位，全是借助于他人，过的是被动拘谨的生活，养成了“凝重寡言”的性格，具有很强的忍耐力。他感激史弥远“定策”立己之功，也惧怕史弥远专擅朝政之力。因此，他对史弥远的擅权，采取了韬晦的沉默态度，而且时间达近十年之久。
    宋理宗即位后，有变革时政的要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宣王修政日，光武中兴时，……继述惭非称，规恹动概思。肯堂心翼翼，景行日孜孜。”〔19〕反映出他想效法汉光武帝刘秀中兴宋室的愿望。他为政勤勉，“日夜以为忧”，“算计见效”〔20〕，“寒暑不辍”〔21〕。曾下诏起用理学名士和干练朝臣，如乔行简、真德秀、魏了翁等。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乔、真、魏等名臣也很快被贬逐。在重大问题上宋理宗受制于史弥远，“于万机谦逊无所预”，丧失了皇帝的专断权力，这时的政局仍是宁宗后期史弥远独揽朝政的延续。然而，宋理宗把自己“中兴”宋室的计划搁置起来，听任史弥远为所欲为，所以《宋史》说：“理宗德其（史弥远）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22〕
    但是，宋理宗也并非完全沉默无为，对史弥远恩渥有加，却对皇兄赵竑刻薄如仇，足见其心计之深。对史弥远，生前一再加官晋爵，无微不至；死后仍念其“功在社稷”，“始终优礼”〔23〕，纵使许多朝臣反对也不改其意。直到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史弥远死后19年，宋理宗还念史弥远“光辅两朝，备殚忠荩”，有“嘉定更化之绩，甲申定策之功”，特为他立墓碑，并“亲御翰墨，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24〕。与此相反，理宗对已废太子赵竑，与史弥远共谋相逼，且严防其余势复起。理宗即位后，即封赵竑为济王，因史弥远以为有逼宫之嫌，乃赐济王宅第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居霅城（吴兴南）之西。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正月，史弥远又趁“湖州之变”逼死济王赵竑。理宗曾准备追赠赵竑为少师，允许在临安治丧，准葬西山寺。但史弥远的亲信给事中盛章等请收回成命，理宗从之。遂依史弥远之意，追夺赵竑的王爵，降封为巴陵郡公，再降为巴陵县公，改葬在西溪。这样的处置，激起臣僚、儒士们的不满，宋理宗听任史弥远采取钳人之口的高压办法，兴文字狱，贬逐真德秀、魏了翁、胡梦昱等正直儒臣。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又有朝臣请复赵竑王爵，按亲王礼改葬，选择宗子为济王嗣。待史弥远死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理宗才诏复赵竑官爵，令有司“以时致祭”，但“其立嗣一节，关系国家”，不予考虑。到了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才诏令为赵竑“选择立后”〔25〕。可见，理宗心计甚深，无论听命于史弥远逼害赵竑，或者在史弥远死后为赵竑恢复王爵，或者坚持不为济王立嗣，都是围绕巩固其皇位这个目的。正如时人刘克庄所谏说：“陛下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天位，遂疏同气，因疏同气，遂失家道，非公也。”〔26〕王夫之也说，若理宗“伸（赵）竑以抑（史）弥远，则弥远无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27〕。
    可见，所谓宋理宗“渊默十年无为”，是理宗维护其皇位的一种策略，不是他没有才能，而是不能施展这些才能，否则皇位将不可保。渊默韬晦近十年之久，宋理宗心计之深沉、才干之练达、策略之高明昭然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