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谋略：崇倡理学
    在中国历史上，宋理宗崇倡理学是很著名的。他逝世后，宋度宗及朝臣议其谥号庙号，反复讨论，最后“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定其庙号曰“理宗”〔28〕。宋理宗之所以崇倡理学，是当时理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也是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就今天看来是宋理宗的一种谋略。
    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大盛，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程朱理学已经形成。宁宗时，朝廷爆发了韩（侂胄）赵（汝愚）党争。时任宰相的赵汝愚崇尚理学，敬重朱熹。而与赵汝愚合谋拥立宁宗的韩侂胄，却未因此得到重赏，遂对赵不满。赵汝愚、朱熹等人也攻击韩侂胄。韩遂网罗党羽，使赵罢相，朱熹等亦“以攻侂胄得罪”。继而韩侂胄“又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29〕。并在宰相京镗的支持下，经宁宗诏令，于庆元三元（公元1197年）十二月建立党籍，禁锢赵汝愚及朱熹等著名理学人物共59人，理学被称为“伪学”，理学人物被称为“逆党”，直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才“弛伪学之禁”，这就是历时近5 年的“庆元党禁”〔30〕。这次党禁对理学打击很大。后来，史弥远谋杀韩侂胄，位至宰相，很快独相擅权。
    史弥远当政，为巩固其相位，从各方面纠扭韩侂胄的所作所为，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争取理学名士的支持，用以收拾人心。而理学家们也利用这个时机，为理学争取学术正统地位。于是，嘉定三年至九年，朝廷先后给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赐谥〔31〕。在魏了翁等理学家多次争取下，嘉定十三年至十六年，朝廷又先后给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追赐谥号〔32〕。使理学正式脱去“伪学”之称而成为“正学”。史弥远此举，主要是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但毕竟促使理学更大发展。《宋史》作者未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这应是一个很大因素。嘉定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不少理学家也身居显官要职。
    宋理宗因史弥远擅权废立皇嗣而登帝位，继而又以“湖州之变”逼死被废太子、济王赵竑，这就与理学所主张的天理人伦相抵触，于是理学儒士冒死上谏，为济王鸣冤，朝野纷纷，政局动荡。熟谙政情、颇具手腕的史弥远，已有嘉定时期收拾人心的经验，即收拾人心必须首先争取理学名士。他们很快召用当时最有声望的理学名家真德秀、魏了翁。真、魏二人在对济王之冤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只有劝理宗尊奉和崇尚理学，魏了翁要求理宗“敷求硕儒，开阐正学”〔33〕。真德秀谈到济王之死时，理宗表示“朝廷待济王亦至矣”，但处理此事“一时仓猝耳”，真德秀也只好说：“此已往之咎，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34〕虽然真、魏二人起用不到一年就被罢黜，但史弥远、宋理宗始终坚持以崇倡理学来收拾人心、维护统治的谋略，这在宋理宗亲政后更为突出。
    宝庆三年，理宗表彰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认为“有补治道”，明确表示“朕励志讲学”。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又召见朱熹的儿子朱在，说“恨不与（朱熹）同时”。绍定三年，恢复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原官职祠禄，进而起用〔35〕。这种用崇倡理学来笼络人心、稳定政局的谋略，史弥远行之有效，宋理宗也从中受益。
    绍定六年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这时，理宗已失去了权相史弥远的依靠，但需要继续维护皇位，稳定政局，且又有“中兴”之志，当然更加依靠崇倡理学的谋略。而理学之士也乘机掀起争取理学的正统地位的高潮，于是理宗在崇倡理学上迈出了更大步伐。正如《宋史全文》引《龟鉴》所云：“孟儒先重则吾道（按指名教纲常）重，儒学轻则吾道亦轻，理宗之褒儒先其审诸此欤！”〔36〕宋理宗崇倡理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理学列为“正学之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应李埴之请，理宗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37〕。到淳祐元年，正式“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以示崇奖”〔38〕。
    （二）拔用理学名士。宋理宗亲政后，理学之士为官者不少，据不完全统计有51人，其中朝官38人（内宰执官13人），尤为著名者有真德秀、魏了翁、董槐、杜范、乔行简、葛洪、李性传等人。在理学之士中，也有欺世混名之徒或空谈性理之辈，但不少理学名士实为有学识才干的，他们成为理宗“端平更化”的主要依托。理学的地位因此得到实际提高，理学也通过这些理学名士更为广泛传播。
    （三）把理学树为官学。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正月，宋理宗正式确认程颐建构的理学“道统”，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5人直接上承孟子。又向太学生公布绍定三年（公元1230 年）“御制”的《道统十三赞》〔39〕，对程朱理学建构的“道统”中，自伏羲至孟子等13位“圣贤”分别作颂辞。这标志宋王朝对理学“道统”的正式确认，也是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重要表征。
    理宗通过以上措施，使自北宋中期以来近两百年中，有关学术的真伪之辨、正闰之辨和学派之争，由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干预而得到结果，理学从此上升为官学的地位。宋理宗也因此维护了统治地位的稳固，促进了“端平更化”的实施。崇倡理学的谋略，起到了收拾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宋理宗并非无能之君。
    也要指出，宋理宗崇倡理学，并不是完全按照理学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仍然是以维护统治为标准。端平元年，他在选德殿东西壁亲书“思无邪，毋不敬”六个大字为“座右铭”〔40〕，但在淳祐元年又御笔付臣下曰“言惟理合，策必济时”〔41〕。这种把“言”与“策”、“理”与“时”分割的认识，大致反映出宋理宗在一些问题上言与行脱节的原因。他公开宣布“毋不敬”，但对济王赵竑却刻薄如仇，而对史弥远却一再标榜其“定策”之功，直到理宗逝世前都是如此。从这里也可看到，宋理宗崇倡理学，不在于自己信奉和研究，而主要是维护统治的一种谋略。
    三、才略：“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宋理宗亲政，改年号为“端平”。早就有“中兴”之志的宋理宗，此时“亲总庶政”，可以“赫然独断”了〔42〕。他励精图治，施展才略，“日与大臣论道经邦”，“中书之务不问巨细，……尽归庙堂，无一事之区处不关于念虑，无一纸之申明不经于裁决”〔43〕。他着手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和变革，这就是史称的“端平更化”。其实，宋理宗的变革贯穿于端平、嘉熙、淳祐年间（公元1234-1252年），历时近二十年。所以时人刘克庄说：一变为端平，再变为嘉熙，三变为淳祐，“皆求以愈于端平也”〔44〕。因此，“端平更化”实际上是“端平--淳祐更化”。
    宋理宗亲政时，南宋的政局愈加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内外交困，朝政腐败，官吏贪浊，社会经济濒于崩溃，财政匮乏，边防涣散，而蒙古的崛起及其势力的南渐，对南宋的威胁愈来愈大。而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宋理宗宣称“务革前弊”〔45〕，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大致是：拔贤黜佞、整顿吏治、整顿财政、崇尚理学、出师汴洛、部署抗蒙等。“端平更化”是不彻底的、有始无终的，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但是也取得一些成效，给垂危的南宋王朝注入了一管“强心剂”，延缓了南宋走向覆灭的过程。
    “端平更化”还显示出宋理宗维护统治的高明手法，一方面他要“务革前弊”，针对史弥远的许多作为；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公开否定史弥远，而且还得继续施予恩惠。“端平更化”就是在这样矛盾和微妙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反映出宋理宗治理朝政的一种才略。
    1989年，笔者与段玉明先生合写过一篇《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46〕，对其措施作了简要论述，其中效果显著的是拔贤黜佞、崇倡理学和部署抗蒙。本文着重补充崇倡理学和拔贤黜佞，下面重点谈谈宋理宗在选用文臣武将方面的才能。
    宋理宗亲政后，很快罢黜了史弥远的党羽梁成大、薛极、莫泽、李知孝等被称为“四木”、“三凶”的佞臣，先后召回了宝庆、绍定期间被史弥远排斥的一些较有才干的臣僚，如真德秀、魏了翁、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等。据不完全统计，端平--淳祐期间，理宗所任命的37名宰执官中，除对郑清之、史嵩之争议较大外，其他均较负时望；40名台谏官也大多堪任其职。因而朝政气象有所改观，时人称誉：“端平亲政以来，召用正人以振台纲，天下翘望风来。”〔47〕值得注意的是，理宗亲政，立即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端平三年九月罢之；淳祐七年又任右相、左相，直到十一年十一月逝世，总共任丞相六年多。在史弥远任相时，郑清之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是宋理宗为宗子、皇子时的宫廷老师，也是史弥远废济王、立理宗的同谋，但他是忠于宋理宗的，也不像史弥远具有擅权野心。正因为如此，宋理宗把他作为依靠，既可维护史弥远的“定策之功”，又可因缘与郑清之这位重臣的师生关系而稳定朝政，进而实施自己的愿望。笔者认为，郑清之是不负所望的，“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辅佐理宗变革，所以《宋史》说：“端平间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48〕
    在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后，宋理宗即以史弥远独相擅权为戒，加以变革，一般均同时任命两位丞相，据《宋史》所列，自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至宝庆三年（公元1255年）的23年间，独相者有郑清之（两次，最长一次一年多）、史嵩之（一次，三年多）、谢方叔（一次，两年多）等3人，共约八年〔49〕， 这较之史弥远在理宗时一人独相九年多的局面，已有很大改变。这是宋理宗有意识进行的一大变革。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六月，任命郑清之为左丞相、乔行简为右丞相，有人认为并用二相，“交信谗说”，“恐成朋党之风”，宋理宗态度鲜明地说：“朕任清之甚专，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简辅之。行简之用，断自朕心。”〔50〕在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的一个诏书中，更以宋朝“祖宗之法”为根据，他说：“朕以眇躬，……临御十有六载，……弊端丛积，氛祲蔓滋，……爰体诒谋，聿新图任，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谘重事平章；尊绍兴并二相之规，盖欲相应于表里。”〔51〕直到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宋理宗仍在维护这种变革，十二月“上降御笔曰：‘朕观比年以来，朝纲浸弛，时事日乖，所以并命二相，夹辅王室……’”，他针对各分朋党、各持己见的情况，强调指出，“自来并命二相，本欲协济，缘各任己见，且因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卿等宜同心辅政，深矫前人之失”〔52〕。这样，改变了长期独相擅权的弊政，一定程度地提高了皇帝总揽朝政的地位与权威，也相对地使皇帝的意志能较顺利地贯彻。
    宋理宗亲政后，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金，取得了灭金的胜利。但是，旋即贸然出师汴洛，为蒙古所击，自取失败。此后，南宋与蒙古正面对峙，蒙古不断南攻，志在灭宋。宋理宗自端平二年起，就采纳一些朝臣的意见，积极部署抗蒙防御。其布防基本上以长江为线，上起汉水，下迄淮河，把千里江面分为上、中、下三流。宋理宗一方面与蒙古互派使者进行谈判，一方面抗击蒙古窝阔台汗发动的抄掠性进攻。他充分利用窝阔台汗逝世（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后，到蒙哥汗即位（公元1251年）期间，蒙古内部政局动荡、减弱对南宋攻势的局面，加强整顿，充实边面的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选任了孟珙、余玠、赵葵、李曾伯、杜杲、吕文德、吴渊等堪当重任的将帅。
    针对蒙古把四川作为进攻重点的战略，宋理宗特别注意加强长江上、中流即四川、京湖地区的设防，精选这两个地区的主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