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珙是鄂州都统制孟宗政之子，勇谋皆备，随其父抗击金兵，屡立战功〔53〕。端平元年，孟珙奉命率兵运粮，与蒙古联兵在蔡州攻灭金朝。次年正月，宋理宗授孟珙为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暂在黄州驻扎，措置边防。孟珙陛辞时，理宗对他说：“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以后历任知光州，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知江陵府，兼京西湖北安抚副使，鄂州诸军都统制。与蒙古战，收复襄樊及信阳、光、化等地。任荆湖制置大使兼知鄂州，积极经营襄樊，使之成为南宋的重要军事据点。嘉熙四年，任四川宣抚使（后为夔路制置大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现戍军马。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理宗诏书谕以重托，称“此岂寻常委寄之比”，勉其“不难无以见人杰，卿宜勇于一行”。又被任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孟珙不仅屡败蒙军进攻，积极经营襄樊，指挥应接四川抗战，还在四川大兴屯田，整顿军政，保障了长江上、中流边面抗击蒙古军的胜利。宋理宗对孟珙的选任甚为得当，而孟珙也不负所望，所以有学者评价说：“到金衰元兴之际，（南宋）所感受威胁甚重，然终能稍延国祚者，诸将的协力捍卫与边防的积极经营是重要关键，其中以孟珙的功绩为最著。”〔54〕
    至于对余玠的挑选任命，宋理宗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察的。端平初年，余玠投奔淮东安抚制置使赵葵幕下，在淮东战场转战8年，抗击蒙古，勇敢善战，屡建战功，为赵葵所知遇， 也为宋理宗所了解，因而很快被擢升，到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已是淮东安抚制置副使，成为南宋在淮东战场的一位副帅〔55〕。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逝世，此后蒙古政局动荡，宋理宗抓住这个机会加强防务。此时，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使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兼掌四川、京湖二地防务，战线甚长，不能专责治川。而四川地区过去的帅臣又大多贪庸，宋理宗深有认识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56〕，朝臣（也包括孟珙）要求“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57〕。余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宋理宗选中的四川主帅。
    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入朝奏对。他对理宗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一视文武之士，勿令偏重；偏则必激，非国之福也。”理宗深以为然，甚为赏识，当即说：“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少留，当有擢用。”经过对余玠的长期了解和当面考察，宋理宗下决心委派余玠主掌四川军政。六月，命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七月，余玠陛辞时向理宗提出“外攘本于内修”的治蜀方针，理宗赞许道：“今日之事，不必问彼（引者按指蒙古）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鼓励余玠：“卿前所言靠实工夫，玩之有味，此言必能见之行事，……当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十二月，又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并“诏余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58〕。事实证明，宋理宗选任余玠是正确的。他在四川12年（公元1242-1253年），整顿军政，葺理经济，加强防务，特别是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稳定了四川的政局，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
    无论是孟珙还是余玠，都是经过理宗细致考察、认真了解之后才任用的，可谓精选。这两位主帅分掌京湖、四川防务，不仅在当时抗击了蒙古的进攻，以致在钓鱼城前线伤死蒙哥汗，并为长期守御荆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只是宋理宗选拔任用文臣武将的两个突出例子，说明他是能够知人善任的。
    “端平更化”的进行，表明宋理宗有变革、“中兴”之志；“端平更化”所取得的部分效果，表明宋理宗也具有相当强的治理朝政的能力。总的来说，表现出了宋理宗的才略。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宋理宗“渊默十年”是一种策略，崇尚理学是一种谋略，“端平更化”则表现出才略。南宋王朝得以延缓灭亡，宋理宗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宋理宗应是一位具有一定能力和有所作为的皇帝，而不是“庸才”。
    当然，也要看到，随着时局的危急和年事的增高，宋理宗在淳祐末期就开始失去“端平更化”的图治锐气，到他50岁（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以后就更为明显。 宝祐四年 （公元1256年）宋理宗在一个诏书中，就表露出对时局无可奈何的情绪，写道：“朕仪图治功，宵旰在念，适时多艰，未称朕意。威令玩而不肃，纪纲翕而不张。财计匮而生财之道蔑闻，民力穷而剥民之吏自若。敌非果强，特自未有以振国势；兵非不多，特莫知所以计军实。舍法用例已非矣。”〔59〕于是，宋理宗荒怠政事，度过了他在皇帝位的最后十年。
    从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到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宋理宗逝世的约十年期间，宋理宗贪图享乐，骄奢淫逸，阎妃恃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丞相丁大全广植私党，弄权擅政，打击排逐良相董槐；权臣马天骥也投理宗之所好，胡作非为。因而朝政大坏，有人在朝堂门上书写“阎马丁当，国势将亡”〔60〕，以此直斥阎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之流挟君误国之罪。
    虽然，宋理宗也曾一度有所警悟，采取了一些措施，处置了马天骥、丁大全，调开了董宋臣，阎妃也病死了，但是其厌事怠政的基本态度未变，因而在其晚期出现两大弊政。一是对贾似道在宋蒙鄂州之战的功过失察，乃至于当年（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任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而又以是否支持册立赵禥为太子，于次年罢去左丞相吴潜，而以贾似道独相（直到宋理宗逝世都是如此）。对于贾似道本文不作全面评论，但是宋理宗怠于朝政，而委政于贾似道，这样又回到了相权擅政的局面。另一个弊政是，选择赵禥（以后的宋度宗）为皇位的继承人。理宗有两个儿子，早已夭亡，再无皇子，遂择其胞兄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赵禥之生母黄氏本荣王正室李氏的陪娘，在荣王府地位低贱，受荣王孕后不想让孩子出生，遂服药堕胎，然未能流产，却使赵禥先天发育不良，生下来手脚软弱，大脑发育缓慢，到7岁才会讲话〔61〕。这样一个低能儿， 理宗却偏要立为皇嗣。左丞相吴潜竭力反对，终被罢官。而贾似道却迎合理宗心愿，上书请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理宗逝世，25岁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他无能理政，称贾似道为“师相”，完全听从于贾似道。宋度宗在位10年（公元1264-1274年），南宋王朝更加腐朽，很快被蒙古灭亡。这两件弊政，充分反映出宋理宗在位的最后10年，是昏聩的10年。
    纵观宋理宗在位的40年，概言其治国理政，第一个十年“渊默”韬晦，为了巩固皇位，深藏不露，可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第二三个十年，亲主朝政，励精图治，显示出他的才干与谋略。第四个十年，荒逸昏怠，委政权相，可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其对宋朝的存亡而言，有功亦有过；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就其个人的能力而言，总的来说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皇帝，其晚期是一个昏君。对于宋理宗作具体的、分阶段的、分方面的评价，才是恰当的。如果笼统地说他是“庸才”、“昏君”，则失之公允，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注释：
    〔1〕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三《皇帝登宝位赦文首尾词》，豫章丛书本。
    〔2〕《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赞》，中华书局1977年版。
    〔3〕李贽：《史纲评要》卷三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4〕〔27〕王夫之：《宋论》卷一五、一四，中华书局1964 年版。
    〔5 〕〔54 〕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31页。
    〔6〕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2页。
    〔7〕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75页。
    〔8〕邹元初编：《中国皇帝要录》，海潮出版社1991年版， 第384页。
    〔9〕刘一清编：《钱塘遗事》卷五《理宗升遐》， 武林掌故丛编本。
    〔10〕黄震：《古今纪要逸编》，四明丛书本。
    〔11〕〔60〕《宋季三朝政要》卷三、二，守山阁丛书本。
    〔12〕〔15〕《宋史》卷二四六《镇王竑传》。
    〔13〕《宋史》卷四一九《余天锡传》；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理宗初潜》，学津讨原本。
    〔14〕参见《癸辛杂识》后集《理宗初潜》。
    〔16〕牟子才：《请收回史宅之除授疏》，载傅增湘等编《宋代蜀文辑存》卷八四，台湾龙门书店1971年影印本。
    〔17〕吴莱《三朝野史》，古今说海本。
    〔1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六《秦桧史弥远之揽权》，中华书局1984年版。
    〔19〕厉鹗辑撰：《宋诗纪事》卷一《理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袁甫：《蒙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一札子》，武英殿聚珍本。
    〔21〕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卷一四《试上舍生策题》，四库全书本。
    〔22〕《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23〕〔36〕〔37〕〔40〕〔41〕〔45〕〔50〕〔51〕〔52〕〔56〕〔58〕〔59〕《宋史全文》卷三二、三三、三二、三二、三三、三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三、三三、三五，四库全书本。
    〔24〕《宋史全文》卷三四。“甲申定策之功”，甲申年即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理宗即位之年。
    〔25〕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四《巴陵始末》， 中华书局1983年版；《宋史全文》卷三二；《宋史》卷四一《理宗纪》、 卷二四六《镇王竑传》。
    〔2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四《后村刘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28〕《齐东野语》卷一六《理度议谥》。
    〔29〕《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胃传》。
    〔30〕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下，知不足斋丛书本；《庆元党禁》，四库全书本。
    〔31〕《宋史》卷三九《宁宗纪》。
    〔32〕《道命录》卷一○。
    〔33〕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四部丛刊本。
    〔34〕《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35〕〔39〕《宋史》卷四一、四二《理宗纪》。
    〔38〕《宋史》卷一○五《礼志》；《道命录》卷一○。
    〔42〕〔48〕《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
    〔43〕《蒙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二札》。
    〔4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二《召对札子》。
    〔46〕邓广铭、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7〕黄震：《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四明丛书本。
    〔49〕《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
    〔53〕有关孟珙事迹，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55〕《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卷四二《理宗纪》； 参见胡昭曦、邹重华主编《宋蒙（元）关系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7〕《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二年九月癸亥赵希塈奏言。
    〔61〕《癸辛杂识》续集下《绍陵初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