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宗教意识还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在古代，佛教、摩尼教、袄教、景教、伊斯兰教等都曾向中国民间传布。晚清，西方传教士闯入中国的沿海、内地，与普通民众接触，传播基督教、天主教，教徒人数1860年天主教徒约40万人，基督教徒约2千人；到19世纪末，天主教徒多达大约70万人，基督教徒也增加到大约8万人（12）。在江苏等地，“道光以后，信基督教者日增，渐渐进至第二位”（13）。在湖北，也有人“奉天主耶稣教，每值星期，亦赴会堂做礼拜，人不以为异也”（14）。教徒们遂也在宗教观念上发生某些变化，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仪节有了不同的看法。
    中西文化的冲突，并没有使晚清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和绵延不绝的家族制度等，对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仍具有决定性意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使广大民众有了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联系，树立起注重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确信天地之间，应以人为中心，所有的鬼神仙佛都会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他们往往也虔诚地烧香拜佛，礼遇神仙，但宗教心理并不是向往那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祈祷上天，降恩赐福，解除人世间的疾苦危难，使人们生活安宁。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5）。晚清中国民众所赖以为生的小农经济，承受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而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又会经常不断地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人们奋力建造起来的谐和、宁静的生活也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中国民众渴望战胜而又无力挣脱自然灾害的困扰，再加上身受封建神权的束缚，最容易接受宗教宣传。“佛教、道教以及各种迷信之长期流行，穷困无告的落后的人民向形形色色的鬼神诉说自己的不幸，祈求自己的幸福，寄托自己的愤怒、抗议、哀叹和希望，就是这种社会原因决定的”（16）。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既包括对传统宗教观念的沿袭，又包括传统宗教观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异；既包括西方宗教观念的植入，又包括原始宗教信仰的存留。这些都与决定、影响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之奇特、复杂分不开。
    二
    缘于注重现世的人生哲学，晚清中国民众往往在宗教的召唤下，以各种方式解决现实问题，宗教意识也具有十分明显的为现世的实用特征。当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宣扬消极、避世的宗教传入中国，为广大民众接受后，常常会变成为中国民众解除现世苦难的工具。这既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为现世的实用特征的突出反映，又表明中国民众在接受某种宗教、思想时，也会有所选择，以适应自身心理需要。正是由于各种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带有强烈的反抗现行社会秩序的性质，所以便成为中国民众摆脱生活困扰，铲除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某种依托，而中国民众的一些愿望、要求与为实现这些愿望、要求而从事的斗争实践，又常常同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发生关系。
    晚清中国民众宗教信仰不仅仅是情志、灵魂的安顿剂，而且是他们掀起一次次社会浪潮的巨大驱动力。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广大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威胁。生活在民众之中的洪秀全从西方宗教中取得了“火种”，建立起旨在为现实寻求出路的拜上帝会。它虽脱胎于基督教，但追求的目标是以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在世间享有温饱和人生的快乐，“天下一家，共享天平”，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而在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宣传中，几乎无不利用、迎合了晚清中国民众的为现世的实用的宗教心理、情绪。如在传播拜上帝会时，洪秀全等人“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17）。在向民众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时，又常常说到“太平军是禀承天父的旨意，来驱除满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儿女的，凡欢迎太平军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国。这一套话，颇能迎合一般人民……所以每每军队还没有到那个城，已经得了人民的欢心了”（18）。
    所以，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抱着避祸得福、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成为拜上帝会的忠实追随者，并进而投身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因而太平天国革命深得广大民众的爱戴，“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聚集在这古老帝都南京城下的十万大军是被同一宗教希望同一政治目的--人类最崇高最光荣的目标--公民的自由和宗教的自由--团结在一起，他们深信不疑地追随着他们认为是神派来驱逐异族统治扫除偶像崇拜的领袖的领导。人民的风起云涌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来看，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现代史上是空前的。这个同盟不仅团结了柔弱的中国人，而且连妇女也包括在内，他们的妻女也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他们被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热情所鼓舞，被伟大的宗教目的和伟大的政治目的所激励。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和多年的战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19）。
    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不仅具备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对抗的叛逆性格，而且能够唤起晚清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成为波澜起伏的民众运动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秘密宗教大都以“解灾救劫”相号召。天象变化、地震灾异、灾荒瘟疫、兵祸苛政等天灾人祸都被目为灾劫，预示着劫年的来临。“入教避劫”成为宣传民众，反抗现实社会黑暗政治和封建压迫的思想武器（20）。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渐入内地，“劫”的涵义不断扩大，增加了民族危机和列强侵略等新内涵。
    1845年遵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的四川青莲教，奋举义旗。1847年广东青莲教在当地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大力宣传“劫数已到，即有戈兵之灾”（21）。号召人们为解救民族灾难而战。中法战争以后，民间秘密会社开始成为反洋教斗争的核心或主要力量。在1891年，热河的金丹道、武圣门和在理教为鼓动民众投身反抗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压迫的斗争，也举起“奉天伐暴护国佑民”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