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时期：朝局大变，大势已去，内乱与外患互相交炽，最后政局失控，王朝灭亡。择其大要有：
    第一，国家机构陷于瘫痪。张居正死后，虽然万历皇帝操权有术，威福不下移，“魁柄独特，以终其世”。但是由于他从此放弃励精图治，扼杀改革成果，全面由勤变懒，自“万历中年，神宗深居不出”，“万事不理”：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章奏，不见群臣，不补缺官，致使国家机构难以运作，衙门无人，政事荒废。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内阁无人”。是时，入阁者或因才气不足，或因吸取张居正命运的教训，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依位固宠，无所作为。同时，又因阁臣长期空缺而不补，内阁常常是一个人唱独角戏。因此被时人称之为“内阁无人”。天启初，东林曾一度组阁、掌权，但好景不长，不久即被“指为乱政”、排击无虚日，消灭殆尽，内阁为阉宦所控制，成为他们干政误国的工具。崇祯一朝短短17年，阁臣更换几十位，人事变动频繁，内阁形同虚设，无权可言。其二是中央各部与地方政府缺官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早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已缺尚书3 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国各地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 知府25人〔9〕。此后，由于党争激烈，廷臣不安于位， 又出现了一股大臣自动拜疏封印去官风。至万历后期，“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亦经年空缺而不见替补。万历过后，政治更糟。天启皇帝性好斧锯，“积岁不倦”，而于国事却无兴趣，“内外大权一归忠贤”〔10〕。“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11〕。明代宦官势力至是登峰造极。皇帝倦怠，机构瘫痪，政务无人处置。时政缺失，莫此为大。
    第二，党争空前激烈与党社运动的兴起。万历十年以后，由于万历帝带头掀起一股倒张（居正）狂潮，朝局大变，社会故态复萌，政治遂由治转乱。“万历三大征”的巨额花费，造成国家财政吃紧，政府“苦于无钱”；“开矿榷税”的展开，又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恨，使国内政治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对抗日益尖锐，阶级关系更趋紧张，大土地垄断多于此时形成，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地主阶级各个派别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在隆庆间“柄臣相轧，门户渐开”的基础上，愈演愈烈。万历中叶，东林党出现，党争的局面又为之一变。东林出现以后，朝野各色人士“闻风响附”，“声名大著”。而随着东林势力的迅速壮大，忌之者亦日多，并纷纷植党，群起而攻之。宣城党、昆山党、齐党、楚党、浙党，声势相倚，共以除东林、排异己为能事。“东林党争”自是延续数十年。在此过程中，齐、楚、浙诸党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重新组合，于是党争益炽。“党局即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12〕。东林败后，复社继起。复社以东林为旗帜，而又比东林前进了一大步，有自己的宗旨，特别是有了比较明确的章程。在各地团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并几次召开大会，故有人以为它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虽然目前学界对东林的性质和评价各有说法。但是一般都认为，东林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它以聚众讲学的面目出现，不止是一个谈经论道的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讽议朝政，载量人物”，“与政府相抗”，要求议政、参政，反对大贵族大地主专政的政治派别。复社与东林一脉相承，又比东林先进。因此，东林和复社的兴起，虽然未能改变封建政治格局，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及其政治实践，已经在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中，隐隐约约地折射出一点微微的新曙光。
    第三，皇室纷争。宫案迭起，皇室内部纷争不已，是这一时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按其性质，主要有几类：一类是关于皇太子问题。如，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围绕着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历时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影响皇太子地位的（继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忧危竑议》“妖书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威胁皇太子安全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的梃击东宫的晚明宫廷三大案之第一案的“梃击”案。另一类是关于各地王府闹事。明代诸王闹事，始于建文朝燕王朱棣起兵，继而为宣德朝汉王高煦谋反，至正德朝宁王朱宸濠反叛而止。进入万历中叶以后，主要是王府禄米不继，以上街游行等形式进行闹事。采取暴力的形式，最严重的一起是因王府的内部纠纷诱发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闰九月，武昌楚王府宗人蕴鉁等作乱，杀死湖广巡抚赵可怀。有人为此惊呼：“朝局之坏，盖至是时而极矣。”〔13〕再一类是关于王府庄田。如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开始，至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结束的关于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庄田务足四万顷”的激烈争论。还有一类是有关皇帝本人的，即发生于泰昌年的“红丸”、“移宫”二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室内部的矛盾，是最高统治层矛盾的集中反映。上述诸案，直接牵连到皇帝、皇太子、皇子、皇太后、皇妃、外戚、内廷太监、外廷阁部府院、外地王府宗人以及地方官员。京城内外还有很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受到株连。涉及面广，打击面也宽，政治影响大，增加了广大臣民对王朝统治的不信任感。
    第四，后金建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建国是17世纪初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后金国的诞生，明王朝错误的民族政策是一付催化剂，而更重要的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必然。后金国对明王朝的打击在于：政治上，从此形成两个政权对峙；军事上，多了一个战场。后金新兴，势不可挡；明朝腐朽，日落西山。为了应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实行“三饷”加派，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起来反抗。由此造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恶性循环，军事失败，财政困难，形势一触即发。
    第五，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也是历时最久、地区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对明王朝的致命威胁在于：其一，就民族感情而言，农民军与后金势力并非同一条战线。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竞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打击对象，明王朝因此腹背受敌。其二，农民军以经济措施为基础，以政治政策为先导，以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深刻揭露明王朝的腐败统治，使全国人心向背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明王朝由此人心离散，威风丧尽，无可挽回。
    注释：
    〔1〕〔2〕《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3〕大体上是正统中以后开始败坏，弘治以后有所好转。
    〔4〕《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皇后张氏传》。
    〔5〕《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6〕《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7〕《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8〕《明史》卷二二五《杨巍传》。
    〔9〕《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10〕《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11〕《明史》卷二四四《杨琏传》。
    〔12〕《明史》卷七一《选举三》。
    〔13〕夏燮《明通鉴》卷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