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建立后阔端兀鲁思地位的变化
    1259年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上层围绕汗位之争再次发生分裂。次年，以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与合丹、阿只吉、阔端之子只必贴木儿等西道诸王支持忽必烈登上汗位，只必贴木儿在河西的分地成为双方争夺的主战埸之一，在阿里不哥的将领阿蓝答儿、浑都海蹂躏下，河西人户大量逃散，只必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损失十分惨重。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不吝封赏，酬答重用拥戴有功的诸王贵族，在这次汗位争夺中付出巨大代价的阔端家族得以继续在河西保持重要地位。然而，为了恢复在政争中严重受损的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又必须削弱河西宗藩的独立性，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河西的行省化、内地化过程。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在西夏故地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也就是甘肃行省的前身，开始将窝阔台以来阔端兀鲁思对西夏故地的部分统治权收归中央。至元元年（1264）又针对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路行中书省诸王驸马比较集中的特点，别颁条款，“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禁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注：《元史》卷5《世祖纪》。）。当时，河西仍是“人地割畀诸王”的局面，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河西诸王仍势焰熏天，“毒虐百姓，凌暴官府”（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口传敕旨，滥任官吏（注：《元史》卷120《察罕传》。），“常赋”之外，“需索无算”（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忽必烈削弱宗藩，在河西主要就是针对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的独立不羁和骄横跋扈的。《元史》卷148《董文用传》语及至元初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郎中时说：“时诸王只必帖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戚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谮不行而省府事颇立。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兴遂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朝廷已经设置王傅约束诸王，傅只必帖木儿者乃“中朝旧臣，尝事庄圣太后”（注：《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正是在他的护持下，董文用才得以力挫只必帖木儿气焰的。从后来董文用负责“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的记载看，西夏行中书省的设立，已初步将河西地区置于元朝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后，至元二年，针对只必帖木儿用官太滥，妨碍行省事务，“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注：《元史》卷6《世祖纪》。）。至元十年，“大司农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注：《元史》卷8《世祖纪》。）。元初，“凡纳土及始令之臣，咸令世守”，谓之世官。西夏世官与阔端系诸王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罢西夏世官同时也就意味着削弱阔端系的影响。至元十七年，“诸王只必帖木儿请各投下设官，不从”（注：《元史》卷11《世祖纪》。）。在加强行省权力的同时，进一步限制其领地行政权。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甘州增置站户，诏于诸王户籍内签之”（注：《元史》卷11《世祖纪》。）。至元十八年二月，元廷又诏“甘州凡诸投下户，依民例应站役”（注：《元史》卷11《世祖纪》。）。至元二十年正月，又于“大王只必帖木儿、驸马昌吉两位下民户内”和买马匹（注：《大元马政记》，《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河西诸王投下私属人户也开始与系官民户一样应兵役站役，以及承担各种杂泛差役了。至元二十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从之”。（注：《元史》卷12《世祖纪》。）从元代各种记载看，凡是提到二十四城之处，例指巩昌等处都总帅府辖域，此地降于阔端军前，按“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注：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的惯例，很可能就此成为阔端的辖地。与之相联系的是《元史》卷14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癸未条的记事，“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入有司”。看来只必帖木儿起初是要按惯例将巩昌二十四城作为其分地来征收领民差发，而此时忽必烈正在大力削弱宗藩，所以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双方一度折衷按食邑户例征收课税，由朝廷、永昌王共同派官负责征税，在中央与永昌位下进行分配，不久亦遭取消，说明阔端系对巩昌二十四城的特权经历了由辖地到食邑的变化后终于全部丧失。按蒙古之统治，对草原游牧地在诸王贵戚间行分封，对被征服之农耕地区与城市如汉地或河中地区，则视为帝国之公产，由大汗任命长官会同诸王之代表进行统治。阔端兀鲁思的权力结构也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阔端及其后裔对所分得的三千户军民集团与足够该游牧单位使用的河西牧地--禹儿惕的世袭所有权是基本权力，而对其分地以外的各种权力都是参与性、附加性的。窝阔台、贵由时期，阔端负责川陕青藏一带的攻伐，参与乃至代管这部分帝国公产是很自然的，因而也使上述地区与阔端系形成了类似分地的统辖关系。当时大汗与阔端系关系特殊，利益一致，这种所有权的矛盾并不明显。当汗位转移后，这种矛盾就突出起来，忽必烈设立行省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把以前阔端系代行的这一部分权力收归中央，从而使阔端系权力范围缩小到河西本投下领地一隅，并且使其从有严重封国性质的兀鲁思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了。在削弱前朝诸王权力的同时，忽必烈还分遣皇子皇孙出镇襟要，威慑制约旁系宗王。西北方面，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开府京兆，第七子奥鲁赤受封西平王出镇吐蕃地区，第六子爱牙赤也曾一度驻军瓜沙。通过以藩制藩，以亲制疏的策略，进一步压缩了阔端系在河西一带的势力。
    以阔端兀鲁思而言，尽管在只必帖木儿时期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但其领地实体一直得到保留，并且在家族内部不断进行再分封。阔端后王们对领地部民仍拥有传统的人身权力、经济权力。如荆王位下“概管军民”，“本位下自有设置仓敖，岁收税石甚多”（注：《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并且自立自管境内站赤，不仅永昌路许速都、双松等驿“直隶永昌王傅提调”（注：《永乐大典》卷19420站赤五。），西域之人取道河西往内地，也“每于诸王只必帖木儿府告给驿马”（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荆王位下同样领有“蒙古七站”（注：《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当站户贫乏之时，行省或宣慰司官员必须敬奉令旨，给钞接济（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元制：“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注：《元史》卷16《世祖纪》。）永昌王分地虽设有永昌路总管府，但监郡者往往就是永昌王家臣（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逊都思氏世勋碑》。），从而总揽了本投下事务。阔端后王位下分地不仅相对独立于行省，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时期还沿袭惯例，参决行省事务。“在先朝故事，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人参决尚书事”（注：姚燧：《牧庵集》卷12《李恒家庙碑记》。），以体现黄金家族共有天下之原则。陕西行省、甘肃行省曾经是阔端系的势力范围，阔端本人就是当地最高军政首脑，忽必烈即位后，立行省以收诸王之权，但诸王仍依惯例与行省官员共听政事，《元史》卷7《世祖纪》至元九年春正月条载“京兆复立行省，仍命诸王只必帖木儿设省断事官”（注：《元史》卷7《世祖纪》。）就是一例。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军事方面，诸王分地本身具有军事镇戍的意义，诸王投下军队虽主要听命于领主，但具体军事行动却需要由行省来协调、供给，这就形成了诸王参决行省事务的必然性。如至元十三年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举兵叛乱被甘肃行省军队俘获后，“启皇子只必帖木儿赐之死”（注：《元史》卷162《李庭传》。）。由此可以推知只必帖木儿曾负责甘肃行省军事。直至顺帝至元年间，阔端兀鲁思诸军仍然存在（注：《元史》卷28《顺帝纪》至元元年十二月壬辰条、三年十一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