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安特卫普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来看,它不仅是一个商业都市,也是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商业活动外向型的影响,安特卫普的工业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所需原料多从外地进口,本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产品也多以国外作为销售市场。据统计,在1560年尼德兰的输入品中,输入原料占30%,而原料中84%是纤维原料(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1页。)。可以看作安特卫普支柱产业的呢绒最后加工业和纺织业都是这种情况。 安特卫普的呢绒最后加工业是对英国的呢绒半成品进行最后的加工。由于14世纪以来,英国毛纺产品的销售渠道只限于安特卫普,加上英国国内毛纺制品的最后加工总是做得不好,因此,从15世纪末起,英国向安特卫普输出的产品主要是作为半成品的宽幅素色呢绒。由这里的专业工匠进行最后的加工染色,最后再出口。1560年左右,每年约有9万匹英国呢绒运到安特卫普,总价值达320万弗罗林。这些呢绒经安特卫普最后加工再出口要增值30%(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8页。),所以,安特卫普从这项工业中取得极大的利润。例如,1565年,安特卫普输入英国呢绒价值高达70万佛来芒镑,其中有价值40万镑的用于再出口,安特卫普从中可获得10万镑的利润(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由于这一工业赢利较大,又不象纺织业那样需要完整的生产程序,因而吸引了较多的从业人员。据统计。1564年,呢绒加工行会中的工匠师傅及学徒共有1600人(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然而,这个工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实际上是英国毛纺业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是英国毛纺织业的一部分。控制着原料来源的英国人自然就控制这一工业部门。一旦英国商人舍弃它而另谋别处,这一支柱产业便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作为另一个支柱产业的毛纺织业,其规模并不大,工匠人数也不多。1544年,织布工匠师傅只有6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4页。)。在安特卫普档案学家范·罗伊博士研究的1584-1585年10,176人的档案中,他列出了从事纺织业的1166人,其中只有169个毛纺工匠(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97页。)。这一部门的工业原料也依靠外来进口,主要是西班牙羊毛。在伊比利亚向尼德兰输出的商品中,羊毛几乎占了纤维原料进口的全部(95%)(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89页。)。这说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极为重要的原料基地,其中也包含了对安特卫普的输出。原料来源主要依靠西班牙,便容易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制约,从而限制生产规模。当尼德兰与西班牙间的关系紧张之时,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提高了羊毛出口税,致使输往尼德兰的羊毛减少40%(注: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3页。),这就直接影响了尼德兰地区的毛纺织业生产。 这两个毛纺织部门除了所需羊毛及羊毛半成品靠进口外,其制造过程中所需染料也全部从国外进口。1462年在教皇辖区发现了巨大的明矾矿藏,1491年意大利开始在安特卫普销售明矾。后来安特卫普又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一种叫菘蓝的染料;1550年以后又进口另外一些新染料,如靛青、胭脂红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61页。)。由于染料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染料一旦在输入过程中因故不能及时运到,整个生产过程就受到影响,造成半成品积压,难以按时生产成品。因此,这两个生产部门都说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工业,在战乱中难以继续起到维持本地区经济繁荣的作用。 除这两个工业部门外,安特卫普还有一系列较小的工业部门,如丝织业、玻璃制造、宝石研磨业等。这些部门所需原料也多从外地进口,而有些部门则完全依靠外来原料,如丝织业需要从意大利进口生丝,宝石研磨业从西班牙、葡萄牙输入宝石;砂糖制造业也是将葡萄牙、西班牙运来的砂糖进行精炼。由于安特卫普市民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些原料是由来自产地的外国商人带来的。又因为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进行远程贸易所需时间较长。例如,在1585年至1586年的战时状态下,货物从安特卫普出发,到科隆需要10至21天,到奥格斯堡为60至75天,到维罗纳和威尼斯90至105天;就是在平时到威尼斯也需要70至80天(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6页。)。经过长时间、远距离的运输及商人的多次转手,原料的价格肯定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出售原料的商人将无利可图。工业原料来之不易,且又价格较贵,势必要使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 这些部门的产品也多用于出口,以国外作为主要销售市场。譬如,精炼出的砂糖主要运往尼德兰其他城市和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在安特卫普研磨后的宝石大多数返回了产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少量出口到西欧各地。意大利的生丝在安特卫普织成丝绸后再出口,1560年就使安特卫普获利5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2页。)。原料和产品的销售都依靠外部,使安特卫普的这些工业部门对外依赖性很强,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和条件。如玻璃制造业这个部门,就完全依靠外国人,所产玻璃完全按照威尼斯的方法制造,工匠完全是意大利人,本地人只是充当帮工的角色(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78页。)。这些部门一旦失去外源,生产就会陷入瘫痪。 安特卫普在工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市政长官们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不怎么重视,经常采取措施限制生产规模。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比如,16世纪初,每个毛织物最后加工业工匠被限制在只能有一台剪布机、二名工人,有些工匠便使尽各种方法来打破这一限制,甚至让自己八九岁的儿子登记为行会的成员以增加剪布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3页。)。后来这类限制有所放松,但到1586年又规定只允许毛织物完成工匠有二张剪呢桌和6个帮工(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7页。)。染呢工的一次申诉也反映了这类限制生产规模的事情。1577年,在染呢工向市政当局的申诉中,就要求限制每一家染坊的染料桶数量。据说这类申诉在当时的安特卫普商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2页。)。对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使这种支撑安特卫普经济繁荣的基石越来越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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