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抄本来源的文献考证
    喀喇沁亲王府所藏这一抄本的本身可视作残本。由于无序跋题识之文，所以何人于何时从何处如何得到此抄本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悬案。检读自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末的官私史乘，有关《秘史》残本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所知道的不外乎从内阁大库发现的四十一枚残页，鲍廷博所藏的一部残本等。然而那四十一枚残页却是明洪武年间与《华夷译语》同时付之剞劂的刻本，并非抄本。其内容又分别隶属于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四卷，每页中缝有《元朝秘史卷七》等书名、卷次和通书连贯的页码，与喀喇沁亲王府的藏本迥异。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所言，嘉庆间鲍廷博曾藏有一部十二卷残本。嘉庆十年（1805年）鲍氏曾以此本为据校阅了从钱大昕手中得到的十五卷本，增补佚文，题识数语，次年将其寄给黄丕烈。据洪业推测这部残本的原主或许是金德舆。鲍氏的残本亦非抄本，而是刻本，且其增补的内容又涉及到第九卷，故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毫无关系。
    我们从清代学者及藏书家的著述中找不到对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的任何记载，这恰好证明了该抄本有着与其它抄本截然不同的来源。既然未在社会上得以流传，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内廷庋藏。
    清代以来的文献就内廷所藏《秘史》版本有颇多记载。例如，刘岳云曾获得一部《秘史》总译抄本，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注：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孝》，《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等语。顺治年间，吏部侍郎孙承泽撰有《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他将十二卷本《秘史》的后两卷总译抄入该著，作为第九卷，并在小序中写道：“元人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盖其国人所编纪者。书藏禁中不传，偶从故家见之，录续卷以补正史之所不载。”（注：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据《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本。）乾隆年间，有编纂《四库全书》之役，翰苑诸公在汉译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时曾取内廷所藏《秘史》与之比照，以阐述二书在体例上的异同。道光初年，内阁中书徐松上书权倾朝野的大学士穆彰阿，请求借阅藏于军机处的《秘史》原本，其信有言曰：“昨伯昂来晤，谈及中堂言《元秘史》原本在军机处，惊喜以为得未曾有。可否饬赐借阅，以二十日为率，必然归架……”（注：徐松：《徐星伯先生小集》，刻本。）上述记载足以证实清朝内廷曾经藏有若干部《秘史》刻本或抄本，而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即是其中的一部。钤在该抄本上的印章为我们提供了作如是判断的确凿证据。
    首页右侧上方的朱文篆字印“御赐天中受秘”最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御赐”二字非天子者焉敢使用，此印当为皇家信物无疑。封面和首页下方的白文篆字印“喀喇沁亲王”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钦赐的官印，系藩部王权的象征。将官印钤在书上似乎有悖情理，然而原书已有御印在上，将王府官印钤在其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喀喇沁部首领何时晋为亲王对于考证该抄本传入王府的时间有着重要意义。据《清史稿》之藩部世表，喀喇沁部首领固噜思奇布于顺治七年（1650年）晋多罗杜稜贝勒，班达尔沙于康熙七年（1668年）晋多罗杜稜郡王。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贡桑诺尔布的六世祖喇特纳锡第晋亲王品级，故可将此年确定为喀喇沁亲王府获得《秘史》抄本之时间的上限。抄本首页上的第二枚印是贡桑诺尔布的私人印章。贡桑诺尔布号乐亭，又号夔龠。《遗逸清音集》所载作者小传谓：“贡桑诺尔布，乌梁海氏，号乐亭，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和硕都楞亲王。著有夔庵诗词集稿。”（注：延清辑：《遗逸清音集》卷一。民国初石印本。）《遗逸清音集》的编者为著名蒙古文人延清，诗凡四卷，搜集范围限于当时在世之八旗文人，卷首例言亦有“是集定名为遗逸清音集。所有官阶自应以辛亥岁杪为断，并征之是年冬季搢绅”（注：延清辑：《遗逸清音集》卷首。）等语，因此小传的可信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根据钤在抄本上的三枚印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抄本原为清朝内廷庋藏的秘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后辗转流传到喀喇沁亲王府，贡桑诺尔布亲王成为其藏主之一。
    三、关于抄本内容的文献考证
    我们将喀喇沁亲王府所藏这一抄本称作残本是比照原书十二卷相对而言的。抄本上的印章也表明它在入藏内廷时就是由两卷构成的残本。藏书印或私人名章一般都钤在书的首页上，这已成为鉴藏古籍的通例，喀喇沁亲王府的《秘史》抄本亦复如是。由于此本在前部出现错简，抄者误将卷八第二○八节抄至卷七第二页之第一八六节前面，因此自上而下的三枚印章就钤在第二○八节首页上。卷八首页完整无缺，却未钤任何印章。这一情况足以证实两个问题，一是该抄本在初抄之际即是将两卷合订为一册的本子；二是加盖带有“御赐”字样的印章时卷七首页已阙佚，并出现了错简。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是残本，为什么还要钤上“御赐天中受秘”朱文印，将其赏赐给王公大臣呢？笔者以为，答案就在于该抄本的内容。
    上文已言及第七卷、第八卷是《秘史》的精要所在，集中叙述了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基业的重大事件，他的治军建国的宝贵经验亦囊括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