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方面，两卷中主要记载了成吉思汗指挥的下述几个重要战役。以主儿乞歹、阿儿孩为先锋，征讨客列亦惕部，大功告成，将其部众分与属下。以者别、忽必来为先锋，征乃蛮主塔阳。设疑兵，实行攻心战，使塔阳汗不战而败。在此过程中招抚札答阑等部，极大地削弱了札木哈的军事力量。分进合击，大破乃蛮古出鲁克与篾儿乞脱黑脱阿联军。为速别额台打造铁车，往剿忽都，命者别追袭古出鲁克，以绝后患等等。
    除在军事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以外，卷七、卷八还较详尽地叙述了成吉思汗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在治军建国过程中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如，注重信义，赏罚分明，在联盟中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有理有节地处理与反叛无常的安答（伴当之谓）札木哈之间的关系，扫除迈向汗位的最后障碍。又如，为了抵御乃蛮的进攻，整治军队，立千百户牌子头，设六等扯儿必官、八十个宿卫、七十个散班，制定严密的宿卫制度。有鉴于篾儿乞降兵在老营中作乱，将他们遣散各部，分而治之。建立蒙古帝国后，封功臣木华黎为国王，授开国功臣九十五人为千户，任命断事官，使国家的管理机构步入有效运作。无论从引为借鉴的功利目的抑或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卷七、卷八所记载的这些史实都是十分重要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将此由两卷构成的抄本视作“天中受秘”自有其道理。
    事实上，撷取《秘史》部分内容以抄藏、刊刻的事例不仅仅见于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兹另举三例如次：
    1.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朝廷组织编纂《永乐大典》，将《秘史》全文抄入是书。次年（1404年）八月，从役诸公中有人借此工作之便，舍弃用汉字音译蒙语的正文和旁译，单独抄出《秘史》总译，订为两本，用于历史研究。
    2.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吏部侍郎孙承泽从故家获见一部《秘史》十二卷抄本，“前卷载沙漠初起之事，续卷载下燕京灭金之事”（注：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据《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本。）。在他看来，续集所载“下燕京灭金之事”为正史所阙，十分重要，遂将续集两卷的总译抄入自己的史著《元朝典故编年考》，希冀有裨于同好。
    3.清朝乾隆年间，秀水万光泰据十二卷本《秘史》的总译，采辑史实大端，删略传说、世系及琐事叙述，编成一部《元秘史略》。后来杨复吉将这部《秘史》节本刊入《昭代丛书》，以广见闻。
    以上三例虽采撷迥异，各有侧重，但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所依据的均为总译。自明初以来流传至今的《秘史》一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系原始文献的汉字音译，旁译是单词的义译，总译为每节的大意。由于总译并未对正文作逐词的翻译，省略之处颇多，用词亦俚鄙粗俗，因此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正文尚有一定的距离。喀喇沁亲王府所藏抄本虽为两卷，突出的却是成吉思汗的创业伟绩。为便于研读，正文、旁译和总译尽悉抄录，堪称撷采维严，臻于完古。
    四、抄本的学术价值
    自明朝初期，我国各民族学者就开始对《秘史》进行研究，如今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文献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到文献发掘以及对发掘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同时又是《秘史》研究史必须关注的课题。喀喇沁亲王府藏本的发现是文献版本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因为这是一部自明清以来从未见诸于学者和藏书家著录，亦未曾在学术研究中被援用的抄本。不仅如此，抄本本身的特征、内容以及藏主的变迁都使它具备了远远高于民间传抄本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这是一部证佐凿凿的内廷抄本。从明朝初期至清朝末期，在官私书目及学者著述中屡屡言及内廷的《秘史》版刻和抄本，并且颇有传抄的记载。但是除赵万里从内阁大库发现的四十一枚洪武刻本残页外，学术界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内廷抄本。喀喇沁亲王府的藏本钤有“御赐”字样的印文，确系皇家经眼的秘籍，这在《秘史》流传史上是仅见的。进而言之，此本只抄录了《秘史》的精要部分，且又有若干舛讹和错简。尽管如此，它竟得以入藏内廷，得以加钤御印，得以外赐近臣。此事充分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这部名著之价值的认知水平，这在《秘史》研究史上同样是仅见的。
    2.这是一部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藏本。罗藏丹津于17～18世纪间撰有一部《黄金史》，其中的大量史文移录自《秘史》蒙古文原文，然原书阙考。清朝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博明亦曾研究过《秘史》，所据何本如今已无从踪迹。因此，喀喇沁亲王府的这部《秘史》又成为唯一可考的蒙古王府藏本。贡桑诺尔布不仅是其藏主之一，而且还曾研究了这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名著。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他为汪睿昌（蒙古名为特睦格图）的《译注蒙古源流》撰序文一篇，其文征引华赡，抉择精详，于甄别源流用力至勤，并有言曰：“其所载赞博、青吉思汗等大率与《唐书》、《元史》、《元秘史》、《嘉喇卜经》相合。”（注：汪睿昌：《译注蒙古源流》卷首，北京蒙文书社铅印本，1927年。）此序文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成果，而这一成果又与庋藏《秘史》抄本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日本国学者小林高四郎曾经在他的专著中断言，蒙古学者对于《秘史》的研究始自本世纪30年代末期。笔者于1987年援据博明的学术笔记和《蒙古世系谱》案语撰文，提出异议（注：见拙文：《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和清代蒙古学者博明》，《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蒙文）版，1987年第2期。《〈元朝秘史〉（十五卷本）第一卷校异》，《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汉文）版，1987年第3、4期。）。贡桑诺尔布鉴藏《秘史》抄本并为蒙古史译著撰写序文一事，无疑是对我国《元朝秘史》研究做出的可贵贡献。
    3.这是一部撷采独特的完古节本。在明、清两代，学者撷取《秘史》的部分内容以抄藏、刊刻、重编的事例屡见不鲜，并且以撷取总译作为史料补遗居多。喀喇沁亲王府藏本则全文抄录了作为其精要的第七、第八卷的正文、旁译和总译，以为治军建国之借鉴。这种既着眼现实的功利目的，又保留原书完古形式的节本在《秘史》流传史上尚属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