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体弱多病者和七岁以下儿童，济贫院中贫民都必须干活。那些工作常常很折磨人，有时还很危险，包括砸石头、用手碾碎玉米、扯麻絮（旧绳子的纤维，用来填补船板间的缝隙）、碾碎骨头以用于施肥或制造业。妇女还从事家务活动，如清扫、帮厨、洗衣和编织等。院内工作的劳动强度很高，但贫民的食物却很糟糕，数量也很少。
    济贫院的饮食规定很细，每周的食谱几乎没有变化，院内居民吃饭时必须保持安静。男性居住者每星期中三天的日食谱包括1品脱半肉汤，1品脱半稀粥，5盎司煮肉，12盎司面包，8盎司土豆；另外三天每日提供的食物是12盎司面包，1品脱半肉汤，1品脱半汤和2盎司奶酪；每周五提供12盎司面包，1品脱半稀粥，14盎司板油或大米布丁和2盎司奶酪。妇女得到的食物更少，9岁以下儿童的饮食由联合济贫院管理者料理。除了土豆外，食物里没有什么其他蔬菜、水果或鸡蛋，发放的稀粥是可以任意稀释的。这些约束、惩罚性措施和院内的悲惨生活为新济贫院赢得了不好的绰号：穷人的“巴士底狱”。当然，也有一些济贫院，拥有相对较好的条件，也为它的一些机构赢得了“穷人宫殿”的称号。
    济贫院和监狱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居住者只要愿意可以随时离开，但这需要复杂的程序。如果他有家庭，那么他的家人必须全部离开。济贫院允许有劳动能力者短期离开去寻找工作，然而，很多居住者成为济贫院的长期居民。1861年议会报告表明，全国范围内有20％的居住者在院内生活五年以上，他们大多是老人、病人和精神病人（29）。
    几乎所有济贫院都拥有一个照料病人的小医院。然而，除了医疗官员外，济贫院早期护理大多是由院内女性居住者来完成的，她们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19世纪60年代，改善济贫院医疗状况的压力增大，南丁格尔等严厉指责院内医疗状况，《柳叶刀》详细报道了一系列伦敦济贫院医院的糟糕条件。议会通过的《城市贫困法》要求济贫院医院立即从济贫院分离出来，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照顾伦敦的患有传染病和精神病的穷人。
    19世纪70年代，当局对济贫院制度进行的改革比较彻底。首先，改变混合济贫院的传统，把院内贫民划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对于不值得救济的贫民实行强制劳动制度，对于那些值得救济的贫民，则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例如，多数济贫院逐步把儿童与成年人区别对待，一些济贫院开始同意老年夫妻同室而居，有的济贫院还在院内增设了保暖设备。其次，改善济贫院的环境，增加济贫院的床位，建造新的条件比较好的济贫院，改善济贫院的伙食等。与此同时，当局也开始逐步放松各项有关济贫院的规定，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济贫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1891年后济贫监督官开始给老年贫民购买书籍和报纸，并为儿童购买玩具；还开始给成年贫民购买烟草，甚至允许进行短途旅游（30）。
    到19世纪90年代，大多数济贫院的条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一位济贫监督官在谈到改进后的济贫院情况时这样写道：济贫院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舒适与富有吸引力，济贫院中的生活远没有外面的工作那么辛苦，伙食也变得可口起来，抽烟已经被允许，茶叶与烟草业已提供，暖气和热水设备也已经安装，报纸杂志和书籍也开始提供，如果有人需要还可以提供眼镜，圣诞节还有大聚餐，此外还有演奏会、魔术表演以及演讲等。当然，这位官员的记述可能有些夸张，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济贫院都像他所讲的一样。但是90年代以后，英国济贫院的条件得到改善的确是事实，昔日所谓的“巴士底狱”般的济贫院已经并不多见了。
    济贫院的影响及评价
    关于济贫院的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维多利亚后期的历史学家的评价比较宽容，认为新制度并没有那么残酷，许多关于暴行的故事并不真实，委员们希望院内居民在物质生活上比较舒服。如托马斯·麦凯认为报道的法律的暴行被夸大了；H.D.特雷尔认为“新济贫法对农村贫民所做的和工厂法对工人所做的一样多。”（31） 20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济贫院是“异常残忍”和“可憎粗暴的”，如詹姆斯·凯所说，新济贫法的委员想把济贫院变成监狱。72位历史学家（随机选取）中34位认为济贫法或其中部分内容是残忍的，16位提到了奥列佛·特维斯特的悲惨经历。在狄更斯充满同情心的故事和泰晤士报等杂志报纸关于济贫法罪恶的记述中，英国历史学家发现了济贫法暴行的鲜活证据。（32）
    笔者认为，对于济贫院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应放在时代背景中和根据它对后世的作用来公允地考察。
    （1）济贫院内严格的纪律，拥挤的环境，粗糙伙食都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社会舆论不断予以谴责。尤其是狄更斯影响到对这一观点的形成：奥列佛·特维斯特的遭遇已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人们对济贫院的印象多是穷人遭到粗暴地对待。对济贫院的批判包括很多片断，如奥列佛·特维斯特、安多弗丑闻、任意稀释的粥、扯麻絮、饥饿和冷酷等。毫无疑问，大众对济贫院的印象主要是19世纪40年代的济贫院。
    设立济贫院的一个宗旨就是要通过种种威慑，通过严格的纪律，促使贫民自食其力。济贫院“所有条件中首当中的就是（贫民的）总体上不应当比最底层的独立工人更好。”（33） 从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虽然院内救济的人均支出比院外救济至少高出50％，但新济贫法却多少实现了减少济贫税的目标，接受户外救济的人也从19世纪60年代的超过70万人降为80年代的15万人。（34） 由于人们害怕进入济贫院，宁可接受低劣的条件到工厂去做工人。这样，起到了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更多可供雇佣的自由劳动力的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自1834年之后的10多年时间，济贫税一直保持在每年450-500万英镑之间。（35） 贫民为了不进入济贫院而尽量去工作，所以从济贫开支的大幅度减少，接受院内济贫的贫民人数也在减少。因此，济贫委员会十分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并不是基于肉体的惩罚，而是基于心里的威慑，基于羞辱和恐惧。（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