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人民强烈反对新济贫法，并不是济贫院内缺衣少食，也不是济贫院内的居民受到多少虐待。新济贫法实施后期，济贫院的肉体性惩罚已大大减少，济贫委员会坚决否认肉体体罚是济贫院的官方政策。他们声称济贫院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惩罚。（37） 1836年，济贫委员会公布了济贫院监护人可以选择的六道菜谱，这对大多数济贫院是合适的。对济贫院食品的抱怨大多是因为厨艺不精，食之难咽，而不是故意虐待。（38） 事实上，济贫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在试图提高济贫院内居民的生活水平。（39）
    对于院内居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羞辱，才是人们强烈反对济贫院的原因。在济贫院内，人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按时起床、吃饭、工作、睡觉。这样做带有明显的人格侮辱与政治性惩罚，目的是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依靠自助摆脱社会问题的困扰。正如迪格贝所说，“济贫院的残暴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是心理的折磨。”（40） 对工人阶级来说，济贫院最恐怖之处在于，近一个世纪中，无论由什么原因导致失败，它都成为对失败的惩罚。（41） 19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批评家泰耐（H.Taine）参观了曼彻斯特一个模范济贫院，分析了多数人之所以宁愿接受条件较差的院外救济的原因，他认为其中一部分人是因为限制饮酒，一部分人是因为失去自由和纪律约束。他得出结论说“济贫院被看成是监狱，穷人把不去济贫院看成是自己名誉的转折点。或许应当承认，这种管理制度是愚蠢的专制，令人担忧。这是每一项管理制度的缺陷，每一个人在这里成了机器，仿佛他们没有情感，总是无意识的受到侮辱。”（42）
    （2）济贫院救济的标准反映了它过分注重道德因素，而忽视了导致贫困的经济、社会因素。“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济贫法是个‘教育机器’，希望借此塑造公众道德。”（43） 它试图通过惩治“懒惰”贫民的办法来根治贫穷，相信失业即使不是全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堕落的结果，之后的经济萧条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济贫院救济的根本缺点是它以救济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济贫法下的任何救济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后才提供的，而不是在可能出现济贫之前提供救济、防止贫困成为事实。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越发复杂，贫困的原因更加多样化、社会化，这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1867年利物浦慈善家拉斯博（William Rathbone）评论道：“（济贫院）确实成功的阻止了贫民向教区申请支持，消灭了贫困，有效地制止了在伊丽莎白旧济贫法之下的道德败坏的趋势，但是作为公共慈善制度，它是失败的。”（44）
    （3）尽管新济贫法规定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中才能得到救济，但是，院内接受救济的贫民在整个贫民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
    院内救济贫民的比例（百分比）
    1840年 14.30 1859年 14.00
    1844年 15.70 1864年 13.17
    1849年 12.26 1869年 15.49
    1854年 12.91
    资料来源：济贫委员会年度报告，引自：Derek Fraser,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A History of Social Polic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5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整个维多利亚中期，接受院外济贫的贫民占了绝大多数。济贫院并不代表英国的全部社会救济制度，它只是19世纪英国济贫制度的一部分。对此历史学家罗斯指出：“尽管1834年济贫法强烈谴责对能自食其力的健壮男子进行救济，但是（院外济贫）这种形式直到1860年还在北部工业城镇存在，在更多的乡村地区，则延续到20世纪。”（45） 地方对于济贫还负有相当大的行动责任。实际上，济贫委员会的报告就是在代表废除济贫和保留济贫之间的妥协。（46）
    （4）当时，济贫院内存在的对居住者的体罚在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也普遍存在。对于犯罪率高和雇佣童工成风的时代，让人震惊的拥挤的济贫院并不是骇人听闻的。很多证据表明，新济贫法的集中管理减少了暴行的出现。这一事实使伦敦警察委员会委员理查德·梅恩得出结论：“在新济贫法下，紧急事件得到更加迅速和有效地解决。”（47）
    欧文·戈夫曼颇具影响的著作表明，所有住宿院舍（residential institution）不管目的如何，都具有很多共同点，特别是需要使居住者的活动适应一般准则。人们经常将济贫院与监狱作比较，这一制度的抑制作用不是济贫法特有的，在同时代的其他机构中也可以发现，否定济贫院不仅是对济贫法的否定，也是对这类住宿院舍的否定。（48）
    （5）济贫院是处于教区济贫和福利国家之间的过渡性制度，是机构关怀（institutional care）的第一次国家试验。虽然它有意无意地制造了许多错误，犯了一些罪行，但在试图改正这些的过程中，国家建立起专门机构取代了济贫院。如果放在更大范围内考察，济贫院作为初期社会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它为许多没有其他服务机构存在的乡村提供医疗，为没有依靠的弱者提供了避难所。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在1929年《地方政府法》颁布前已经专门化。19世纪末，它甚至为无助者提供了比独立家庭提供的更高生平的照料（49）。
    值得指出的是，在谴责济贫院罪恶的同时，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济贫院在福利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许多年里，济贫院兼备学校、精神病院、医院和老人之家等功能；同时，它还是无家可归者的最后避难所。而济贫院对儿童的教育，引领了国家对学校的资助。在新济贫法实施的早期，济贫院学校目的在于提高贫穷儿童的很强的适应能力。良好的教育可以使儿童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不会成为济贫院的负担，一些济贫院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50） 为了治疗济贫院的病人，许多济贫院还建立了医院。一些小的济贫院还联合起来建立医院。
    不能断言这些职责都常常很好地执行，但济贫院为今天管理更加专门化的公共机构提供了经验，许多机构发源于其中，它为后来的地方管理的公共机构制度奠定了基础。济贫院具有连续性，即使在济贫法废除后，不仅济贫院建筑，19世纪的济贫院官员、管理者和许多习惯也较好地存在于福利国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