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骨气，即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而始终做到独立特行，刚正廉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古豪杰伟人之生，必有所自命。虽在贫贱，其气概尝加于一切功名富贵之上”〔21〕。
    所谓勇气，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惜一切的勇敢精神。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一往无前，“志城言（郭嵩焘的弟弟），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荣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22〕。
    尽管郭嵩焘很强调人才“气”的个人心理品格，但是，他又认为“气”的运用必须以“道”、“义”、“仁”、“忠”、“孝”等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导向。“气，用独者也。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以配道与义也”〔23〕。“君子之用气也，仁以为任”〔24〕。“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忠孝廉节之道其常，言论事功之标其准”〔25〕。
    此外，郭嵩焘认为，作为人才，还应具有“朴”、“耐”、“公”等个人心理品格。
    什么是“朴”呢？郭嵩焘认为“朴”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正派忠厚。“士之立朝，要立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庭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26〕。因此，“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引也，而后可与当大事，临大难而不变所守”〔27〕。
    “耐”又具有哪些含义呢？郭嵩焘认为：“耐”就是坚强耐苦，百折不回的韧性。作为一个人才，“须具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耐力。大凡有为之士，杰出之人都能吃苦耐劳。“圣贤仙佛，英雄豪杰，只熬得一苦字过，无一时敢图逸乐，乃得有所成就”〔28〕；“吾谓圣贤豪杰长处，尤坐一赖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直是一赖字，澈上澈下，停停当当，低着头干，终其身无功，亦只坐定如此干去，此为豪杰非常之才，不必其智虑果殊绝于人也”〔29〕。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耐”的心理品格，就能够为他锲而不舍地“立德卫道”提供可靠的保证，“贞固强忍，百屈不挠，斯为载道之基”〔30〕。因此，“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其心思才力皆出于磨炼，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且能耐事”〔31〕。
    何为“公”的人格品质呢？郭嵩焘认为，即是“存公志私”的价值观。他指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32〕，“见浅鹜小，循私近利者俗吏”〔33〕，“以学问文章助其名利之私，其贻患尤大”〔34〕。更为严重的是：得利者小“气”，趋利者孤“义”。“以好利之故，颠倒是非，其气不能昌”〔35〕；“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36〕。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定要做到贱利重义，去私存公。重义则生无畏，“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37〕；存公则能明理，“公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内外两忘，澄然无欲，惟理是从”〔38〕。
    从上可见，郭嵩焘对人才“德”的要求，既有所侧重，又不失全面；既完全继承了传统人才观的基本内容，又加入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成份。总而言之，郭嵩焘以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的政治品质为核心，以对交往对象产生作用的伦理道德为重点，辅以对个人成才产生作用的个性心理、人格特质，企图用这个较为系统的、具有适应力的人才德行观，来唤起封建士大夫立德、宣德、匡扶朝庭的“良知”。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宣扬：“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其强弱”〔39〕；鼓吹“吾人进德修业，乃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不可薄于自待”〔40〕。郭嵩焘还提出，如果“生衰世，处污俗”，一时不能循“治乱安危”之理，行“富国美政”之德，那么就要激流勇退，退身以养德，“隐者，非所以避世全身而已，所以养德也，乱世之是非以身与焉，而与争屈伸之数，非君子之所尚，明矣”〔41〕。“君子进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42〕。这样，就可以“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也使人才的德行观更加完善了。
    如果说在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人才标准中，“德”是最重要的，那么“识”的地位仅次于“德”。而郭嵩焘对“识”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丝毫不逊于前者。
    所谓识，一般来说就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察力，对是非、得失的判断力以及掌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自信力。郭嵩焘所说的“识”，与前面所说的“理”、“道”有密切关系。“识者，恒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纲纪，察者，道之昭著，纲纪斯而不昧”〔43〕。“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以几也；一事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44〕。
    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人才，必须有超乎常人的识见。“处天下事，以识为本”〔45〕。“论天下事，以识为主”〔46〕。“故为大臣者，以识为本，而才次之”〔47〕。“君子以识为本，而行次之”〔48〕。“识定，则持之为有故而发之为有术”〔49〕。如果“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50〕，“不随俗转移”，就可能做到“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彗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
    郭嵩焘认为在当朝“识”的最主要原因是识“天理”，知“势理”。郭嵩焘提出，根据当朝极贫极弱的局势，一个有识之士一定也是有理之士，他们以“理”而“论控夷狄之大，常以守为本”〔51〕。但是，由于今人受南宋“争言之战”的风尚所迷惑和毒害，因而多“以一战为能者”。“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52〕，“悲哉无识”。郭嵩焘由此得出结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53〕“天下大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54〕“天下之大乱，积成于无识。”〔55〕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郭嵩焘忙不迭地指出：首先，“须大臣有学识者，左右维持，盖之以诚悫坚定，久而其德日新，斯为得之”〔56〕；同时，要切实把“识”作为是否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标准；更为迫切的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尽快把“明理审几”的洋务人才纳入统治阶层。因为，这些有理、有识之士十分难得。“则明理审几之才，因不易得也，知情知势，而后有以处人，狭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57〕。
    如果说“德”、“识”在人才内在素质和标准中居核心地位，那么“学”在其中便居基础地位，即所谓“非学无以立德”，“非学无以明识”，“非学不成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