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史学界和中国社会史学界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初露端倪、方兴未艾，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本文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以及学科的发展取向做一个简要的评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的强势崛起和基础建设
    以往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古代与近代，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社会史只是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201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强势兴起，呈现出异军突起的局面，以致现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教授发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慨叹。[1]
    (一)学科的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强势兴起既是学科发展的产物，更是时代发展、社会实践的产物。当代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很早就提出，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就成为共识。《历史研究》原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田居俭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田先生随即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呼吁顺势而为，“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2]在这些学界前辈的鼎力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学科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学科理论研究有所深入，在社会史视角的考察下国史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与中共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应，社会史的研究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史、党史方面的学术期刊并逐步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平分秋色。
    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了专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机构——社会史研究室。在这个研究室的组织和参与下，2011年先后在芜湖和保定召开了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专题研讨会①。可以说，这两次研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正式拉开大幕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中国当代社会史列为重大招标项目。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调研和基础理论建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资助。同年年底，由该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近30名专家学者集中围绕中外社会史发展历程、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口述史、社会心理研究等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和前沿问题展开学术评述，深入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学科建设，对今后如何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涉及这一学科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二)学科队伍建设
    由于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目前专门从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机构十分少见，人员多分散于各高等院校的近现代史学科之中。在历史学界，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时段不断下移，一些社会史研究机构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当代社会史，并形成了一些较为集中的选题，聚集了一批学者，从地域上看逐渐形成了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南京等几个中心，其中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两家社会史研究基地最为突出。前者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理念，专注于“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薪火相继，成果卓著，从而成为国内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后者的成果多集中于古代、近代领域，实力雄厚，近年部分人员逐步将研究领域向当代社会史延伸。除了以上机构以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社会学类研究机构也有一定的相关研究力量。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则是唯一一家当代社会史专职研究机构。
    (三)学科资料建设
    当代社会史的史料搜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整理出版多年收藏的蔚为壮观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提上议事日程，并率先推出《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精选该中心多年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和相关文献，勾勒出了半个世纪“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已出版九种11册。复旦大学以张乐天为首的团队则在搜集整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除此之外，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张思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共4册，是了解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等都在指导学生进行乡村文献的考察与搜集工作。
    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也是搜集社会史资料的两个重要渠道。这两三年，除了上述田野调查活动以外，口述访谈方面也出版了不少重要成果，如王名的《中国NGO口述史》(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中研院”口述史系列丛书，以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等。
    总体上看，社会史史料搜集和整理将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的数据库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项工作的进程将决定各研究机构未来的研究重点、路径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