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0—2012年以来国内外学科前沿与热点问题
    2010—2012年的三年里，起步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研究相对集中在学科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和农村社会以及与现实相关的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生活问题等领域。
    (一)当代社会史学科理论的探讨
    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时期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的起步期，学界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内涵和外延等基本理论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出发，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国史研究为主要任务，由此该所社会史研究室提出了构建“国史中的社会史”的理念。李文在《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一文中，提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要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体系；[3]姚力探讨了当代社会史与国史研究的关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国史重大问题为主线展开，同时要抓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心理情绪三条线索，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从而达到总结当代历史、揭示当代社会发展原因与动力的目的。[4]朱汉国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5]而在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看来，社会史即是所谓“大历史”，亦即“通史”。[6]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所主编的5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甚至包含了外交方面的论述。后来，张先生在反思他的“通史说”时，指出这一观点“并不那么完美，甚至也有说不通之处”。[7]史学界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是独立的学科，当代社会史也不例外。
    《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为专题，刊登了李文海、田居俭、李文、行龙、郑清坡等几位学者的一组笔谈，围绕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特征、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各自观点。李文海和田居俭分别强调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学科定位，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紧紧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确保当代社会史研究全面启动伊始即立足于围绕大局、服务社会的新趋向和高起点，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李文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行龙就社会史研究对史料的“革命”做了深入分析。郑清坡则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念做了探讨。此后，李金铮也撰文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的探讨；[8]王卫平和王玉贵探讨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9]李忠人则对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10]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自然延伸，近三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突出的特点是地方和基层档案资料的大量使用。如王瑞芳[11]、刘握宇[12]等对土改运动的研究，熊秋良[13]、胡现岭[14]、周震[15]、江业文[16]等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杨丽萍[17]、高中伟[18]、黄利新[19]、侯艳兴[20]、李友梅[21]对城市社会管理特别是城市社会改造的研究。此外，研究者还涉足城乡关系[22]、城市社会转型[23]、医疗卫生[24]、社会救济[25]、灾害应对[26]以及危机处理[27]等多个领域。
    社会文化方面，《党的文献》在2012年第5期设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文献选载”专栏，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选发了1952—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部分指示和决定，共7件，并刊发了孙东升、曾珺关于那个时期扫盲工作的研究。[28]
    (三)区域和农村社会史研究
    区域研究和农村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两个传统取向，近三年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华北农村社会史和上海城市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中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依托其对山西地方档案的搜集，以山西农村“集体化”研究为抓手，逐步深化华北农村研究。[2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同样长期致力于华北农村研究和资料的搜集，代表作如张思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该书力图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中从村落的视角、农民的视角出发，基于来自乡村的史料，解读乡村社会演变的动因。王胜利用地方档案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背景下的河北省赤脚医生问题。[30]2012年，她以其博士论文《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以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为基础，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79)”。2011年，郑清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农民日常生活视域中的制度变迁：以冀中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李金铮从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对学界关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研究做了综合性梳理；[31]他还考察了同一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现象。[32]
    上海城市史研究有较好的学科基础。从历史上看，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亚洲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学理上看，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为当代上海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三年来，乘着中国当代社会史起步的东风，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金大陆出版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上海社会学界相关调研作品如李友梅主编的《上海调查2010：上海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等同样值得关注。此外，张济顺关于新闻业的研究[33]、冯筱才关于公私合营中资本家身份问题的讨论[34]、阮清华关于上海游民改造的研究[35]以及赵胜关于私房改造的考察[36]都从各个角度深化了当代上海社会史的研究。2012年12月“1949年以来的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上海史研究进入第二波和当代上海社会史研究的崛起。
    (四)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研究
    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历来是社会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
    社会结构方面，涉及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较多，如李海金的《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以土地改革以来鄂北洪县为分析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刘海军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2)、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张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以及贾滕[37]、王爱云[38]、冯军旗[39]、王凤梅和郝锦花[40]等人的学术论文。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怀默霆(马丁·K·怀特)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2010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41]一书，收入15位相关专家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获取社会资源的差距、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城乡差距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他在另一部著作《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42]一书中，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估，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学术见解。美国学者李成主编的《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一书，是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研讨会的论文集，汇集了美国、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多国学者的论文，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审视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发展。[43]倪晓锋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区整合机制的变化轨迹。[44]美国学者魏昂德和胡松华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精英及其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45]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佐佐木卫的《全球化中的社会变迁：日本社会学者看现代中国》一书，基于其近20年的实地调查资料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进行了探讨。以人口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有朱国宏的《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以1931—1999年的峭岐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谢玲丽的《上海人口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