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但是学术界一般将之视为小说，因而相关的汉代思想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中论及的就很少。在这里，笔者根据史学学科的基本范畴，比较详细地考察其所蕴涵的史学思想，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仁指正。
    一、《吴越春秋》的相关研究
    (一)《吴越春秋》学科性质及其学术价值
    从古至今，大多学者都认为《吴越春秋》属于史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之归属于“史部·杂史类”，只是认为其史学价值不是很高。《隋书·经籍志》言“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今人许殿才先生认为“《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其史料价值在于，“专门叙述吴越之史”，“比《史记》等书详尽得多”，“有些史实与他书互有异同，可以起到参证作用”。叶建华先生认为，“《吴越春秋》实际上是一部融编年、纪传、本末为一体的特殊史书”，其“所反映的是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吴越民族起源、发展和衰亡全史”[1]。与之相同，乔云峰先生也认为，“《吴越春秋》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其史学价值体现在，一是“史料具有很大的真实性，补充了正史中吴越史料之不足”，二是体例上独创“以纪传体为主、以编年为头绪来铺叙两国史实的国别史、记言记事相结合”的“小说手法写史”[2]。
    自清代开始，一些学者认为《吴越春秋》属于文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晔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由螣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元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今人陈中凡先生指出，《吴越春秋》是属于文学类的小说题材，它记载了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梁宗华指出，《吴越春秋》“是一部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雏形小说”，“全书紧紧围绕着吴越两国霸主斗争展开，着重描写阖闾、夫差及勾践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叙事富于故事性”，“显现人物性格”“调动了虚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如描写“某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富于个性的动作和语言”以及“场面的渲染、气氛的烘托”等[4]。黄仁生先生也说，《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5]。
    至于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吴越春秋》的学科性质，笔者以为仓修良先生的意见最为中肯。仓先生说，正如鲁迅先生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样，应该首先肯定其史学地位，又肯定其文学价值，“两者并不矛盾”。
    (二)《吴越春秋》的思想旨趣
    由于学者的目光大多投放在《吴越春秋》的学科属性上，而对其思想旨趣的揭示则相对比较薄弱，而且意见也比较趋同，普遍认为是复仇。黄仁生先生指出，《吴越春秋》的价值是“申明复仇报恩之义、弘宣忠信仁义之道和探讨兴衰成败之理”[5]。罗俊华分析说，《吴越春秋》围绕“复仇主题”展开，具体有“血亲”、“侠义”和“部族(国家)”等类型，而在实践中则有伍子胥的“阳谋复仇英雄”和勾践的“阴谋复仇之神”；所以它“是一部复仇之书”[6]。吕华亮认为，《吴越春秋》“不仅具有浓厚的复仇报恩思想，而且还蕴涵着尚德、尚奇思想”[7]。刘晓臻认为，有三方面思想：“复仇与报恩”、“占卜与占梦”和“关注国家的兴衰成败来劝诫后世的经世致用”[8]。商光峰认为，“该书极力宣扬有仇必报的思想观念，并把国家的兴衰存亡归结到君臣是否遇合这一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上”[9]。王鹏在经学视野下，认为除了“复仇报恩”之外，还有忠孝仁义、“天人合一”、“谶纬神学”和“慨叹兴衰”的意趣[10]。梁琦分析了《吴越春秋》快意恩仇的原因主观上是赵晔的内心拥有“古儒侠意识”及其“走向内心世界的率性与恣意”，客观上是今文经学的影响、想象和虚构的创作手法[11]。
    综上所述，《吴越春秋》作为一个学术热点，受到了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其所争议的问题，也因讨论的深入，渐趋一致。但是从历史学学科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有关其史学思想的论析，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