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秀全获得基督教神学知识的最初来源，无疑是梁发编撰的《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一部蹩脚的布道书。它对基督教神学知识的宣传是零散而不完整的；撰述上是杂乱而缺乏条理的；《圣经》引文取自于马礼逊用晦涩费解的古文翻译的译本，而且不按《圣经》原有的顺序排列；在大段引文中间又插入了梁发用半文半白文字所写的注释和议论，强调并渲染天父耶和华的全能，耶稣救世和复活，反对偶像崇拜与独尊天父以求免入地狱及灵魂得救〔1〕。
    可见，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尽管从中获得了宗教感悟〔2〕，但他的基督教神学知识既不完整，又不系统， 除了天父全能、耶稣救赎外，对不拜邪神偶像、独尊天父上帝印象尤深。从此他皈依了上帝，成了一个自认的基督徒，并且立志要把上帝的“真道”传布给世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洪秀全约同冯云山等于1844年到广西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打毁神像和题诗斥妖。
    在研究洪秀全与《劝世良言》的关系中，很多论著没有说及梁发对《圣经》引文的注释和议论怎样影响了洪秀全对基督教圣经的认知定势。按基督教教义，《圣经》是至尊和不可改易的，但洪秀全所看到的《劝世良言》，却有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是梁发个人的说教，其中包括对经文的注释，对《圣经》篇章全旨的阐发，对宗教神话的描述和意义引申〔3〕。对于一个从未读过《圣经》译本、 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受宣者，《劝世良言》作为他最初获得神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势必会产生可以用自己的认识和感知来解释经文的错觉。心理学有第一印象对人的认知形成至关重要的说法，那末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得到的这种第一印象必定十分深刻，以致他于1846年在罗孝全处学道并读到新的《圣经》全译本后，仍时时用自己病中的幻象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使得罗孝全“莫明其妙”，弄不明白“其究从何处而得此中意见”〔4〕。 明白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这一层影响，就能解释他缘何会在《二训一歌》中既用儒学知识解释基督教教义、宣扬独尊皇上帝，又以传说中的阎罗妖作为邪神偶像、妖魔鬼卒的总代表〔5〕； 更可理解他之所以在《旧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中对《圣经》作大量眉批的原因〔6〕。
    这样看来，《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有二：一是确立了宗教信仰，皈依了上帝；二是使他产生了可以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圣经》的错觉，并日益形成思维定势〔7〕。 前者原是梁发写作《劝世良言》的本意，基督教多了一名信徒；后者虽为梁发始料不及，但却是他的蹩脚作品产生蹩脚效应的实例。
    二
    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之后，是否创立了一个名叫“拜上帝教”或“上帝教”的新宗教？
    对此，我仍然坚持17年前的看法。1980 年我曾在《北方论丛》第4期上发表过《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一文。在那篇短文中我指出：现存太平天国钦定颁布的印书，现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自述和口供，洪仁玕口述、外国人整理或外国人根据洪仁玕谈话所写的报告，以及洪仁玕自己写的《洪秀全来历》，全都没有记载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或“上帝教”一事。于是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应该说，太平天国自己方面的记述、著录，是考察洪秀全革命活动的权威文献。如果洪秀全确于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创立了‘上帝教’，那就无需加以隐瞒、避讳，而势必有所记述，大事张扬。但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查遍这方面的史料，没有任何有关洪秀全创教的记载，甚至连‘上帝教’的名称也未出现。”
    在那篇短文中我也就现在刊印出版的清方记载作了考察，认为敌人方面也没有创立“拜上帝教”或“上帝教”的记述，比较多的提法是“上帝会”，如张德坚《贼情汇纂》称洪秀全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复更名天帝会，亦名添弟会……虽屡更其名，其实即天主教略变其格也。”〔8〕湖广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记略》， 则称朱九涛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之冯云山师之，旋以秀全为教主。”〔9〕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朱九涛并未倡立“上帝会”，洪、冯也未师事朱九涛〔10〕。于是我提出了疑问：“如果说洪秀全创立了‘上帝教’，在金田起义前为了避免清军注意，采取秘密活动的隐蔽方式而不为人所详知，那么金田起义后，早已无需保密，理应为敌方所获悉。但是，专门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官文等人竟对此毫无所知，妄加猜测，这难道不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什么‘上帝教’的事实吗？”
    我在那篇短文中指出：从现存太平天国领导人写的文章和供辞看，在叙述洪秀全早期活动时，都说洪“劝世人敬拜上帝”，如果洪秀全确实创立了“上帝教”，那么无论洪仁玕还是李秀成应该写明自己参加了上帝教，而不应只写“拜上帝”。两人身处异地，写出的却完全一致，“这只能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只是信仰上发生了变化，并把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传播他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