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简又文先生也认为洪秀全得的是“精神错乱”。他根据香港精神病院院长叶宝明医生对洪秀全精神病的诊断与解释，断定洪患的是“急性的精神病”。在精神病学的术语中称之为“梦醒状态”之一的“神经昏乱”性质（见《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8篇《宗教考》，第1614-1630页）。
    〔22〕据洪仁玕称：洪秀全病好之后，“其人格与外貌均日渐改变。彼之品行谨慎，行为和蔼而坦白。”（《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43页；另见同书第862页）。
    〔23〕洪秀全于1843年又参加科举考试，仍名落孙山。
    〔24〕《原道救世歌》又名《百正歌》，是以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结合基督教“天道”观来劝导世人要做正人，同拜上帝。至于歌末所引中国历史故事如尧舜化日光天，禹稷身显后狂。孔丘服教三千，楚汉项灭刘兴等等，都作为“正”与“不正”的例子，说明对国家治乱兴亡，家庭福禄祸积，个人升天堂入地狱关系至要。
    〔25〕《原道救世歌》中的六不正，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财博，既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相符，又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之诫”相一致。《劝世良言》卷二《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篇中称：“神天上帝之诫者，即是勿行杀害之事，勿行奸邪淫乱之恶，勿偷窃别人之物，勿作虚妄假供干证之事，乃要孝敬父母，而仁爱怜舍之人，如似爱自己也。凡能守之，常生之永福亦在其中矣。”（《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21页）。 这种宗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相一致的状况，给予洪秀全以无限的联想。在救世歌中他要宣传的，无非说明做“正人”、不学邪，是天道的根本，天下人既然都是天父上帝所造成，那么就是“天下一家”；学正去邪既是人人必需奉行的天道，那末就不应只是君王所专有的特权。
    〔26〕梁发在《劝世良言》中把反对偶像崇拜，独尊神天上帝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加以阐发。其中卷一《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篇中，以“蛇魔”、“邪神”、“魔鬼”、“地狱”等词描述了偶像崇拜的后果并作为各类偶像的代名词。《觉世训》中许多指称邪神的名词均由此而来。梁发在此篇中宣称：“倘有仁爱之人，知真经圣理之旨，将其意义，编辑小书，分送劝戒世上之人，不可拜人手随意所作弄神佛菩萨之像，乃要独敬崇拜原造化天地万物之大主，才合正经之道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7页）。洪秀全之所以会撰写《二训一歌》，正是受到梁发的这一启示。
    〔27〕以上均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861页。又，关于冯云山的诉呈，李滨的《中兴别记》有较详记载，可参阅。
    〔28〕〔2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2册， 第787-788页。
    〔30〕《洪仁玕自述》，同上书、册，第849-850页。
    〔31〕地主团练对上帝会众的仇视迫害不仅止于1847年冯云山、卢六一案。1849年王作新诬陷黄为政、吉能胜入狱，黄瘐死狱中；1850年2月初贵县地主团练头子周凤鸣竟率部公然抢劫上帝会周凤善家， 挑起与紫荆山区上帝会众的冲突。
    〔32〕据洪仁玕说，约在1850年秋，被清军击溃的天地会散伙，“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本第6册， 第868页）。
    〔33〕1850年洪秀全在一首诗中道出了他的志向。诗云：“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詠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对于这首诗，《太平天国起义记》只作了典故的解释，即朱元璋菊花诗和刘邦大风歌，说明洪的政治抱负。但诗中的宗教使命未有阐发。联系到后来洪秀全建国号曰太平天国，称金陵为小天堂，以及在太平军中、在天京地区的宗教宣传、刻印宗教书籍等活动看，他的宗教使命从未忘情过。
    〔34〕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特别是建都天京后，在世俗事务（包括军事、政务、行政管理）中所起的领袖作用，远不如杨秀清。他主要是以精神领袖的地位驾驭于诸王之上。因之，清方一度认为他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