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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月刊》 沈渭滨 参加讨论

应该指出,迫使洪秀全从传道的宗教活动向造反起义的政治斗争转变的因素中,除了上述形势的逼迫外,上帝会骨干的促进也是重要的。其中起主谋作用的应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三人,附义者则有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冯云山是“王案”中的受难者,1848年出狱后又与洪秀全在广东面晤过。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谅非虚语。杨秀清以天父附身,萧朝贵以天兄附身,主要不是攘夺洪秀全精神领袖的地位,而是借天父、天兄挟制洪秀全作符合他们意愿的决策。两人的附身把戏发生在形势紧迫的当口,不得不使人怀疑对洪的政治目的产生过影响。从起义后两人的作为看,他们虽拥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但很少干涉洪的宗教事业,他们事实上取得了领导太平军和管理太平天国政务的世俗领袖地位。只是冯与萧死得过早,世俗权力便集于杨秀清一身了。
    还要指出的是上帝会骨干的造反要求若没有紫荆山区会众的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正如李秀成所说:“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盗贼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和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夥,团练与团练一夥,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团练协同官府一心想消灭上帝会,会众要求结集聚众以武力保护自己,正是势所必然之事。“王案”后紫荆山区的上帝会众逐渐滋漫铤而走险的情绪,催化了杨、萧、韦等人共图大业的密谋,而他们又是洪秀全两难择一的触媒。
    内外形势逼使洪秀全不得不反,而即使造反他也不能忘情于拯救世人、替天父上帝行道的宗教使命。于是有赋诗明志,有金田团营之举,有花洲扶主之战。1851年1月金田起义、宣布国号前, 他已经领导着上帝会众、投奔入伙的天地会散股及饥民,和清军、地主团练对着干了。
    宗教掩护政治,政治利用了宗教。洪秀全从此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联在一起。
    
    综上所述,我对洪秀全早期活动中与基督教关系的意见,可以归结如下:
    洪秀全是个屡试不第的农村失意士子,在1843年以前经历简单,没有任何反清思想和行为的记录,充其量只是对异族统治腐败黑暗的不满和科场失意的刺激。1836年在广州聆听外国传道师的布道及浏览所得的《劝世良言》后,曾在意识深层中留下过印象,才会在次年的大病中出现幻象和宗教呓语。斩邪留正诗等是精神病态的产物,不能作为已有反清思想的根据。把精神错乱者的狂语作为正常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是不可取的。
    1843年洪在阅读《劝世良言》后,受到感悟,成了基督教的信徒。但他的基督教神学知识既不完整又不系统,却从梁发对《圣经》的注释阐发方式中得到启示,又与病中幻象堪合,自认为负有传播真道、拯救世人的使命。
    1844年他约同冯云山等去广西传道。1845年写了《二训一歌》,用儒学伦理和历史故事阐发基督教独尊上帝,不拜邪神等若干教义,主旨和内容都在使受宣者更容易接受,不是在构作所谓“拜上帝教”教义,更不是为造反起义构作革命理论。这些作品都是宗教的而非世俗政治性的。说洪秀全改造了基督教,创立了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拜上帝教”,既于史无征,又在逻辑上讲不通:一个对基督教所知无多的人,怎么能有创造或改造基督教的能力呢?如果说洪秀全笔下的上帝已和基督教原型不同,那只能归结为他的无知与浅薄,或者客气一点说,是他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就《二训一歌》的内容看,洪秀全确实用他所具有的儒家学说及传统道德规范解释和阐发《圣经》经文。这样做,完全是从《劝世良言》的作者那里学来的,本意在于真诚的宣教,效果却是亵渎了《圣经》。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可以指斥它为异端;站在洪秀全、冯云山的立场,完全可以说它获得了数以千计的信徒。
    1847年到1848年发生的王作新诬陷上帝会冯云山、卢六一案,是洪秀全由宗教活动转向政治斗争的转折点,也是上帝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政治斗争凭借或曰工具的转折点。广西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上帝会内迷漫着铤而走险的情绪,上帝会主要骨干的造反要求,把洪秀全逼上梁山。即使如此,他仍不忘情于宗教救世的目的。他以宗教的精神领袖地位和身份,作了造反队伍的首领,但是世俗政务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则主要集中于杨秀清一身。
    上帝会作为一个宗教实体性的团体,原是冯云山在1845年于紫荆山区传道时上帝信徒的结集,没有世俗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寓意。不管是自称或他称,它既不是有别于基督教的标新立异的新教团体,也不是为了造反而以宗教行为掩护的反清革命组织。但是在1847年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它被地主团练、土豪劣绅乃至封建官府视为异己的社会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这种对立一旦发展到政治迫害时,求生反抗、以牙还牙,也就势所必然。杨秀清、萧朝贵的降僮巫术变为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把戏,正是世俗要求借助宗教语言的反映。洪秀全虽明其意但仍予以默认,证明他在思想深处已经有了超越宗教的政治目的。1849年以后的一切活动,也就成了利用宗教信仰以图大业的有计划行动了。
    以上看法,是我在教学和研究中逐步认识所得的结果,其中既有对自己以往研究的新知,也有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期望。是否有当,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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