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著述把《原道觉世训》说成是反清或反封建的战斗檄文，说它把农民和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幻化为宗教上的神妖对立；有的则说他创造出一个与皇上帝对立的阎罗妖，把它作为妖徒走卒的总代表，而阎罗妖指的就是清朝皇帝，妖徒走卒就是各级官吏；有的以文中有“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腼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一段话，就断定这是洪秀全反对封建清王朝的明显佐证，并且把原文中要天下凡间兄弟姊妹击灭阎罗妖的那段文字，说成是战斗号召或进攻的号角。
    如果不是以倒果为因的方法去看《原道觉世训》，那么谁都可以看出这篇宣道作品比之前二篇更富有宗教气息。它的主旨是在宣扬皇上帝是独一真神，世人当拜皇上帝，不应拜邪神和木石泥团做成的偶像。但世人不谙此真道，而被阎罗妖“注生死”所迷惑，“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要独尊天父上帝，必需击灭阎罗妖，“惟恐不速者也。”文义明白，怎能望文生义呢？
    只要认真读一下《劝世良言》，就会感知《觉世训》正是受其影响的产物〔26〕；只要想到民间关于阎罗王注生死及阴曹地府的迷信故事，就可理解洪秀全为何要把阎罗视作妖魔鬼卒的总代表，怎能把它赋予清朝皇帝的政治寓意呢？只要理解基督教是一神教，就会懂得洪何以会排斥凡间的帝号。把洪秀全的宗教狂热彻底政治化，并由此解释他的宗教作品构成了宣传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地位平等的革命理论，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我认为以往研究中出现这种望文生义的情况，可以理解，个中原因无需深论，但事至今日，应该返朴归真了。
    四
    自1847年二次入桂到1850年金田团营，是洪秀全被逼上梁山的转折期。但在王作新诬陷上帝会一案之前，他在紫荆山区的活动仍是宣教布道为内容的宗教性行为。案发后在营救冯云山、卢六的过程中才开始萌发造反起义的计划，此时的宗教活动才带有掩护起义的性质。
    我说“王案”发生前洪仍以宣教布道的宗教活动为主，没有造反的政治意图，是有根据的。阐述洪秀全早期活动最详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在说到“王案”一事发生前洪、冯的活动时，只说了他们集会礼拜的仪式和打毁神庙偶像、题诗斥妖的内容，丝毫没有政治上意图造反的记述。“王案”发生后，洪为救冯云山、卢六而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递禀，理由是“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广西的会众在营救二人时也“入禀为其所传之真理声辩，附呈所信之十戒”；而县官也“渐信拜上帝会教徒原非叛逆，有意释放两人”；冯云山在狱中呈求伸雪之诗三首，“其一，述出王绅之凶恶谋害之意；其二，申辩自己之冤枉；其三，证明人人当拜上帝”〔27〕。以上记述，都说明他们确因纯正的传教意图而敢于营救和自辩。
    人称太平天国信史的《李秀成自述》，说到当时情况时也称“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人世。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积多结成聚众”〔28〕。但是不少研究者把李秀成紧接上文的一段话：“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纲六人深知。除此六人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实言也”〔29〕，作为洪秀全入桂以传道为名，行暗中起义造反的证据，然后附会洪早有反清革命思想。其实这段话中最重要一句“其各实因食而随”说出了天王欲立江山和六人深知的时间。众所周知，在1850年金田团营以前，上帝会信徒虽有数千之众，但都散居各处，依家耕作，并无“因食而随”的需要和可能；冯云山一介穷汉，也无力救济众人；韦昌辉、石达开虽属殷富，现存史料中从未有他们于1847年前后散食上帝会信徒的记载。所以李秀成这段话只可能是金田团营时的情况，不能作为“王案”发生前以证明冯、洪组织上帝会寓有反清目的和革命思想的有力证据。
    《洪仁玕自述》说到洪秀全在广西活动时，也只有打庙、题诗等事，“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且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来归。故于癸卯，甲辰，戊申，已酉等年，与南王往返粤西数次，俱有树立。”〔30〕这段话中的癸卯是1843年，甲辰为1844年，戊申为1848年，己酉为1849年，很明显，直到1850年前，洪仁玕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还只是传教，没有政治上的反清活动。
    我说“王案”以后洪秀全才有利用宗教进行造反的思想和计划，前提是逼上梁山，不如此不足以求生存，也不足以达到传道救世的目的。
    所谓逼上梁山，是指当时广西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迫使上帝会众采取自我保护的办法免于被地主团练、封建官府各个消灭。其中有两股政治势力对上帝会冲击最大，一是地主团练及土豪劣绅对拜上帝会众的仇视、诬陷〔31〕；一是天地会散股投奔或归附上帝会〔32〕。这两股势力的冲击，客观上把上帝会推向阶级对抗的前沿。既要生存又要面临叛逆朝廷的现实；既想合法传道又面对被诬陷取缔的威胁。洪秀全在两难中毅然抉择：以造反求生存，以打出一个新天地传播上帝的真道〔33〕，从1849年起他开始与上帝会的骨干密谋共图大业了。所以洪的造反既有世俗的又有宗教的双重目的。从他当时和以后的表现来分析，与其说世俗的政治目标起支配地位，不如说世俗目标从属于宗教的拯救世人更符合实际〔34〕。从1847年洪秀全第二次入桂后，他已经被上帝会众奉为精神领袖了；他自己也以精神的而非世俗的领袖自居。很多研究者因他发动了反清起义而只强调洪的革命思想及作为世俗领袖的才具，忽视了他思想深处宗教狂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