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要拥有知识，要拥有众多的掌握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帮助。卷七记载勾践在败降夫差时，已经意识到作为君王应该更广泛地选贤任能，而作为大臣则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夫推国任贤，度功绩成者，君王之命也；奉教顺理，不失分者，臣之职也。”卷九记载计倪对勾践建议要尊重慎用知识分子：“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开门固根，莫若正身。正身之道，谨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愿王选左右，得贤而已。”如西伯昌得姜太公而王，齐桓公得管仲而霸，“故《传》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在如何获得知识阶层的支持方面，《吴越春秋》没有过多的文字记载，但是在卷七勾践归降吴国临别之时，越国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即大夫文种、范蠡、苦成、曳庸、皓进、诸稽郢、皋如和计倪分别陈述了自己要履行的职责，以求勾践放心到吴国服刑；卷十勾践要准备伐吴之时，“乃请八大夫”商议，曳庸提出“审赏”，苦成提出“审罚”，文种提出“审物”，范蠡提出“审备”，皋如提出“审声”，扶同提出“广恩知分”，计倪提出“候天察地”，等等。虽然两次大夫的人数和名字有所不同，但是起码说明，勾践的复仇灭吴战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拥有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所构成的战斗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知识文化，精通各个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说，知识创造历史，当是赵晔最基本的历史观念。
    第五，要得神意，根据民俗信仰的实际，引领社会意识和民众精神创造历史。卷八记载勾践回国之后试图正式管理国家，请范蠡协助支持。范蠡在构筑城池的时候即以原始巫术的形式聚拢民心并激励勾践。“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侍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范蠡对勾践解释说，“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卷九记载勾践接受文种的建议，率先“尊天事鬼”：“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济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祀鬼神二年，国不被灾。”虽然今天看来，范蠡构筑的方式很是荒唐，但是在当时巫术盛行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起到了既遵守天意又能振奋民心的作用；而起神坛祭祀东王公、西王母和山川，一方面是两汉之际神灵崇拜的折射(因为作为神灵崇拜的偶像，西王母出现的时代能够追溯到先秦，但是东王公的出现却是在莽新时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勾践(或赵晔)注意到意识形态或精神控制在政治生活和历史创造中的巨大作用。
    第六，要用计谋，根据时势发展的态势，采取相应的计策，以达到顺应历史规律并实现自己愿望的目的。卷三记载楚国费无忌设计陷害楚国太子建和伍员，卷三记载伍子胥向吴国公子光推荐专诸刺杀吴王僚，卷七记载范蠡建议勾践品尝粪便以讨好吴王夫差，卷九记载计倪建议勾践要重用知识分子，等等，可以说，一部《吴越春秋》充满着阴谋诡计。当然，其中最具代表的还是卷九文种所提出的灭吴“九术”：
    1.“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2.“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依喜其臣”：
    3.“贵糴粟蒿，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
    4.“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5.“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
    6.“遗之谀臣，使之易伐”；
    7.“强其谏臣，使之自杀”；
    8.“君王国富，而备利器”；
    9.“利甲兵，以承其弊”。
    显然，上述“九术”，其中第一、八、九等三条是对自己来讲的，一是要从精神和意志方面加强控制，二是从物质方面准备充足，三是要把握好时机；第二到七条主要是对对方而言的，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利用物质财富来扰乱对方的君臣和君民关系，使之各自沉溺在极端的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和自保。卷十记载勾践责备文种：“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由此可见，计谋之重要和危险。如果将计谋看作人创造历史的基本方法，那么，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运用计谋，可以说，正是积极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由此而言，使用计谋不仅不可指责，而且正是历史发展规律之体现。
    综上所述，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由此而言，知识之重要，正在其能够渗透其中的奥秘，认识和掌握体现着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势、财富、民众、神意乃至计谋等因素。仅此而言，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亦即历史主体契合历史客体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可谓是赵晔为首的汉代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阐释。
    (二)“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
    在史学观念上赵晔秉承了司马迁的旨趣，体现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就是“寓论断于叙事”。众所周知，司马迁吸收了孔子的“春秋笔法”，既要保留历史的原貌，又要体现自己鲜明的历史见解，于是在《史记》中一方面借助于“太史公曰”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叙事委婉地表明自己的爱憎。与《史记》不同的是，《吴越春秋》几乎没有任何一句直抒胸臆的话，但在叙事和借助于历史主人表明自己的意见方面，却做得淋漓尽致。
    披阅《吴越春秋》，我们感觉，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
    整体史学的方法论。所谓整体史学，顾名思义，就是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整体史学的旨趣是站在历史发展现实的高度，回顾已经消逝的过去，以理智的态度，冷静地剖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评判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揭示人们的历史选择和行为在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律进程中的契合程度，寻求其是非得失，从而为后来者提供鉴戒。考《吴越春秋》整体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主义的眼光。所谓历史主义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源流。《吴越春秋》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称霸事迹，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两国的历史予以简要的追溯。关于吴国，卷一追溯吴之前君太伯及其世系，说明吴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卷二叙述吴王寿梦事迹，说明吴楚之间紧张关系的由来，卷三记述吴王僚指使公子光率兵伐楚，说明公子光夺取政权的缘由及其如何称霸，卷四、五则详述吴越之间的征战败降关系。关于越国，卷六追溯越之前君无余及夏禹等事迹，卷七追叙勾践降吴“入臣”，卷八记述勾践“归国”，卷九描述勾践阴谋伐吴，卷十则详述勾践伐吴。可以说，作为“外传”，后六卷完全是对前“内传”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国际历史”的眼光。所谓“国际历史”眼光就是注重事物的时代环境。《吴越春秋》虽然记载的是吴越两国的事情，但是常常将两个的关系置放在当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下，予以整体的考察。卷五记载齐国大夫成恒企图篡夺政权，又担心其他大夫的反对，于是穷兵黩武，侵伐鲁国。孔子指使子贡先后出使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挑拨齐国与吴国的关系，让两国开战，为越国复仇伐吴、晋国伐齐制造机会。可以说，这既是子贡外交的胜利，又是赵晔“国际史观”的体现。尤其是当子贡见到越王勾践时，勾践以偏处一隅而自谦，“此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又，卷四记载吴王阖闾对白喜自谦，“寡人国僻远，东海滨”，等等，显示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环境之下吴、越两国的地位和关系。这种“国际历史”的眼光，为深入认识吴越两国的战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眼光的深化。整体史学的方法不仅使《吴越春秋》在详述事物首尾、考究事物因果方面显得清晰深刻，更重要的是其在史学编纂方面，兼具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特征，甚至有纪事本末体的韵味。正如学者所指出：“《吴越春秋》不仅有自己严格统一的体例，而且叙事更是首尾完整，‘本末咸备’，更具本末体的特色。”[5]
    辩证分析法。所谓辩证分析法，就是以发展的跟光看待事物的是非、祸福之间的互相转化。《吴越春秋》对于辩证分析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话直接说出来。卷九伍子胥劝谏夫差不要卖粮给越国，“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吉往则凶来，是养生寇，而坡国家者也”。卷八记勾践回国之后不到三年就想报复吴国，范蠡劝谏说：“臣闻峻高者聩，叶茂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四时不并盛，五行不俱驰。阴阳更唱，气有盛衰……今吴乘诸侯之威，以号令于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浅，道狭而怨广，权悬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军退，士散而众解。臣请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吴之君臣为虏矣。”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编纂中，故意将相互矛盾之事物放在一起予以叙述，如楚国的大臣伍举与费无忌，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与太宰嚭，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可以说构成了历史发展中的正与邪、是与非、进步与落后的两个方面，而其中的互相转化，则演绎并体现着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辩证分析法使《吴越春秋》在历史发展形式和规律性揭示方面，增加了力度和深度。
    价值评价法。所谓价值评价就是对历史事物予以是非善恶的判断。可以说，价值评价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诉求。因为《吴越春秋》是借助于纪事来表明自己的观念，所以其价值评价没有像“太史公曰”似的直接表白。大致上，《吴越春秋》的价值评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助于“他者”的述说。卷五子贡对勾践评价吴王夫差、伍子胥和太宰嚭：“夫吴王为人，贪功名而不知利害”；“为数战伐，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谗人益众。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太宰嚭为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辞以内其身，善为诡诈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后，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伤君之佞臣也”。子贡如此坦诚的话语，不仅是感动其时的勾践，即使今天的读者也为之动容。二是借助于历史人物的自省来判断之前的言行。卷五伍子胥被夫差赐死，说被离：“前王听从吾计，破楚见凌之雠。欲报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自惜，恐祸及汝。”说夫差：“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卒得汝之愿，公子多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忘我定国之恩，凡赐死我，岂不谬哉！”三是借助于叙事表明对历史的评价。卷一追溯吴国远古历史，说其祖季历“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卷十勾践灭吴范蠡退隐之后，“自是之后，计倪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文种虽然一再表明忠心，仍然不免被赐死，应验了夫差的“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的警告。显然，无论是“他者”、自省或叙事，《吴越春秋》始终本着“寓叙事于论断”的宗旨，曲折隐晦然而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