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战役的失败与《广州和约》的签订，把奕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后人无不痛斥之。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奕山奉命“剿捦逆夷”〔1〕，抵达广州之后的表现，有的书中写道， 他“醉心于采购洋货，对如何抗敌并无认真部署”〔2〕。事实并非如此。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841年4月10日）， 奕山等人尚在途中，已距广州不远，就曾邀请已被褫职不用的林则徐前去“面商事件”〔3〕。什么事件？想必不会是如何采购洋货， 而应是就御敌事宜求计于林；三天后，他们又“同至佛山验新铸炮位”〔4〕， 可见此时奕山已经开始筹划备战了。
    三月二十六日（公历4月17 日）奕山的奏折中称：“奴才等于二十三日行抵省城，周历内外，察看形势。……一俟布置就绪，即便乘机进剿。”“奴才等现于前后续到官兵数内，挑取敢战之将，精锐之兵，加以鼓励。俟火具赶出，拟以黑夜用快蟹船数十只，每只能载三百余斤铁炮一尊，佛郎机四筒，并各火器，分布港口，以攻逆夷大艇则不及，以攻三板则可中，内用木簰乘载火具，令水勇顺潮推放延烧，两岸分设陆兵，乘势前后兜击，攻破其三板船，则火轮船必窜出外洋，而军威可以大振矣”〔5〕。
    接着，他在闰三月初六日（公历4月26 日）的奏折中汇报：三月二十六日的奏折发出后便率人“周历城垣及附近四面各要隘，逐一履勘。……奴才等悉心筹画，……先自迤四水关起，由城市南之太平门、五仙门至迤东之永清门止，除广州协兵外，派拨江西、湖南、广西兵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六百名，在城外南面之油栏、竹栏、靖海等门外街市冲要处，分段设伏保护。马头东西两炮台，安设新铸八千斤铁炮二位，以备冲突。又于东教（校）场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安设四川、江西各省兵四千名，以为掎角。城东北、西北两处，分札贵州、湖北等省兵四千一百余名，以为前三面官兵应援。正北保厘炮台，分札湖南等省兵一千二百名，联络旧城北面守城兵，以壮声威。佛山密迩花地，系粮台重地，截留广西兵一千五百名，藉资捍卫，并接应外运木排炮位防夷截劫。”因“恐其（指英舰）远飏，攻剿转觉棘手”，故而表面上“不动声色”，“暗由广西购办大木，韶关、肇庆二府置造小木排，提催江西、广西炮位，专派干员督造军火，剋期进剿。 ”又派人“分赴香山、东莞一带，潜募熟悉风浪勇敢水勇二三千人，并购买快蟹船，……分配驾驶，伪作商渔装扮，绕道潜袭，以收火攻之效。”又从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等省陆续调进的兵士中，“挑选各营精锐以为前敌，分带炮位，在陆路接应，与水勇互为保卫，环相轰击”〔6〕。
    不料天公不作美，自闰三月初七日始，大雨滂沱，昼夜不止，山水盛涨，给袭击带来困难。奕山等“恐河道梗塞，连日于城外附近，购求屋材，另为赶造（指用于火攻的木筏），以备急用”〔7〕。
    奕山主持工作期间，广州的防务、备战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从英国人的记录中亦可得到反映：“我方又获悉了中国人在临珠江的许多房子后面正在秘筑炮台，把在佛山所铸的大口径大炮运了过来，架立在炮台上。渔船已经都集中在澳门内港，集中渔船的主要原因是选择最坏的送上江去充当火筏，用以抵抗英国船只。”“知府向他（指义律）保证钦差大臣们并不想在江中有任何行动。但是义律上校所见到的足够证明外间的传闻了。”1841年5月17日，“义律上校又赴广州， 因为广州方面还在继续进行军事准备，有财产的居民又大批地从当地逃走了。明显得很，他们是知道了钦差大臣们所计划的什么行动了。当局仍旧假装守信用的样子。但因无疑他们已经在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特别是在修葺沙面炮台方面，”英军警惕了，开始集结舰队。有的船沿江侦察，“发现东炮台的两边有很大的沙袋炮台，里面满是军队”〔8〕。
    关于当时的备战情况，还有记载如下：
    “各大宪则铸大炮，制军械，备糇粮，堆沙土，办草船，札木排，招壮丁，练水勇，封拖船，操快蟹，两月以来，军械缜密，督办森严”〔9〕。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奕山到广州后对抗敌是作了认真准备的。至于其措施是否得当，也需要分析。诚然，广州战败，作为中国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奕山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是，战争的胜负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指责奕山无谋、冒险出击，但是不能对众多确凿的一手史料视而不见，想当然地认为他“对如何抗敌并无认真部署”。的确有记载说他“到省后，诸事不问，先买洋货”〔10〕，但那篇文字颇多讹传夸大之处。支持“采购洋货”说的，惟此孤证而已，以之为据，实在勉强，因为它也并未断言奕山后来一直醉心于是，竟而置靖逆大任于不顾。广东臬司王廷兰亲历广州之役，事后他写道：“特就当日实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机二，有可为痛苦者三，”其中，无一涉及所谓“采购洋货”〔11〕。战后，“粤东士民以大府无谋，官兵示怯，一时谤议沸腾”〔12〕。时人泄愤，不乏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结果以讹传讹。后世学人从事历史研究，对史料不能一概来者不拒，而应详加考辨，去芜存真，这才是科学严肃的学术态度。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卷20，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9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中国近代史》， 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3〕〔4〕《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页。
    〔5〕〔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卷27 ， 第993-995页；卷28，第1003-1005页、第1022页。
    〔8〕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5-207页。
    〔9〕《广东军务记》，见《鸦片战争》第3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页。
    〔10〕《粤东纪事》，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第39页。
    〔11〕《王廉访廷兰致闽中曾方伯望颜信》，见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3-97页。
    〔12〕夏燮上引书，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