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45年大选是对战后英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从大选的直接结果看，以二战期间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惨遭败北，政坛上并不显眼的工党所获选票却出人意料地高居榜首。从大选后的政治意义上看，大选打破了以往保守党独霸英国政坛的局面，奠定了保守党和工党争雄政坛的基本政治格局。从社会发展看，工党执政后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不仅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对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剖析1945年英国大选，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乃至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5年英国大选是在欧洲战事结束不久匆忙开始的。大选前的英国议会由于种种原因整整持续了十年。议会在战争中度过了两届任期。1944年10月，丘吉尔首相曾表示，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立即举行大选。1945年5月18日，丘吉尔向工党、自由党提出建议，希望继续合作到对日战争结束。假如两党要退出战时联合政府，则立即举行大选。工党中部分领导人赞成战时联合政府继续维持，但是，工党年会表决却是反对战时联合政府的延续。当工党和自由党提出不同意战时联合政府继续存在时，丘吉尔遵守诺言，同意举行大选。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提出辞职，战时联合政府不复存在。由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来负责大选前的国家。这样，大选的序幕就拉开了。
    对于匆匆而来的大选，参加竞选的两党心态各异。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凭借在二战中形成的国内外政治声望和影响，击败主要对手工党，从而获得再次执政的机会。而工党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对大选忧心忡忡，信心不足，甚至批评工党领导人自讨没趣。当时舆论界则普遍认为，保守党稳操胜卷。统而言之，大选前种种表象似乎预示，保守党再次执政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大选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上台的是工党，下台的却是丘吉尔。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根本没有失利的思想准备，选举结果自然令他目瞪口呆。他所面对的事实，既是残酷的又是现实的他不得不悲伤地离开唐宁街。他觉得被英国人给抛弃了。丘吉尔始终难以理解的是，选民为什么给予他这种冷遇。
    要解开令时人费解的选举结果之谜，我们有必要对刚刚取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英国面临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作一番分析。
    从经济状况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残酷的战争使英国损失40万人口，全国1/4财富毁于战火，46万栋房屋荡然无存，200万人无家可归。英国国债由1939年的72亿英镑猛增到1945年的214亿英镑。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出口贸易锐减。在国外，英国海外市场紧缩。为了还清战争期间军需供应的债务，英国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在南美洲、加拿大、远东和近东、东南亚、欧洲的许多经济市场转让给美国。
    从选民心态来看，饱受长期战争煎熬的人们，一方面希望停止战争，期待美好生活即将开始。英国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及繁重劳动的折磨。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每天经常工作长达12小时以上。在生活上，食品严重缺乏，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希望大选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另方面，人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剧烈动荡记忆犹新，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困扰社会。人们不希望回到那种令人沮丧的日子，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蕴酿已久，这时表现得更为强烈，正如英国史学家理查森在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艰难岁月里，人们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衰退的英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乎没有改革，现在不能抵抗变化了。”〔1〕
    从整个欧洲形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派别相继组阁和参加政府，出现了普遍左倾化的趋势，英国势必受到影响。战争中人民不仅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力量也得到加强。早在1941年访问英国的-位美国记者曾写道：“几乎每个和我谈过话的内阁大臣都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被下面推动着，他们无论是对德空战问题、工人阶级状况、生产产量或敌机空袭时的防护问题上，都力求符合人民的要求。”他断言：英国人民在大战头几年大大的左倾化，并称之为“向左走的社会革命”。大选后的一些报刊评论证实了这种趋势的存在。（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英国投票结果实际上同整个欧洲对旧制度的感情变化是一样的。”保守党主办的《约克郡邮报》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大陆表现了向左转的趋势，甚至常常被作为一贯不变的范例的英国，也笼罩着这种占优势的情绪。”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英国面临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迅速恢复经济，而不是继续进行战争；进行社会改革，而不是墨守陈规。换言之，未来的政府形象应该是和平建设的形象，而不是战争的形象；是勇于改革的形象，而不是守旧的形象。英国选民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政府身上。大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
    我们了解了大选背景之后，对保守党的失败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丘吉尔与保守党对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选民的心理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保守党没有提出顺应选民心理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的纲领，只是提供了丘吉尔。而丘吉尔在时人心目中是一个战争时期的领袖形象，而不是一个和平时期的领袖形象。对选民来说，“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作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2〕。选民企盼战后有一个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政府。在大选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丘吉尔--尽管他的个人声誉--可能进行新的必需的改革”〔3〕。在人们极为关注的社会改革问题上，保守党漠然视之。早在1943年2月下院辩论社会改革的《贝佛里奇报告》时，保守党虽然接受了报告的原则，但那种接受是犹豫不决的和有保留的。保守党在人们眼中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不是改革派的代表。如1945年7月《每日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赞成保守主义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要英国人民仍然过他们不愿再过的那种不愉快的日子。”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选举期间，丘吉尔组织的过渡政府成员全部由保守党内极右派成员构成。由守旧势力构成的过渡政府致使人们看到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意味着英国又将回到剧烈的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总之，丘吉尔和保守党在选民的眼里不是和平与改革的形象，而是一副战争和守旧的脸谱，这些都与选民心理相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