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选民对保守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推行的绥靖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融入到选举之中。众所周知，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在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纵容法西斯德国对外侵略扩张。张伯伦曾三次飞赴德国，参与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其最终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伯伦也因此声名狼藉，只好被迫下野。在绥靖政府影响下的英国，因疏于军事防备，导致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而战争初期失利的阴影一直印刻在选民的心中。“保守党曾姑息希特勒。保守党是罪人，他们应该对不列颠的疏于准备，外交上的屈辱以及在战争中的陷于困境等负责。”〔4〕选民对大战前保守党的种种丑恶行径耿耿于怀，并进而认为，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保守党垄断政治造成的恶果。“选民们不愿意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政治生活几乎被保守党垄断，结果造成了种种失败。”〔5〕一言以蔽之，保守党一手遮天的政治格局引起了选民们的不满。选民们将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保守党垄断政治的局面。
    最后，保守党在大选中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又酿成错误的竞选策略。在大选期间，丘吉尔不是提出选民感兴趣的竞选纲领去吸引选民的支持，而是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工党的攻击上。而被攻击的这些人正好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战时联合政府中的盟友。丘吉尔在竞选演讲中，竟不顾历史事实，甚至说：“如果工党在选举中获胜，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些言词近于荒唐而又远距史实。向来被誉为素有语言才能的丘吉尔，其演讲非但没有对工党造成伤害，反之，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甚至引起了保守党中一些人的担忧。以致选民们认为丘吉尔从一个国家领袖转瞬间变成了一个派系领袖。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是保守党，而不是国家。保守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巴特勒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不是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6〕巴特勒的话部分道出了保守党大选失败的缘由。从大选中两党的活动方式看，丘吉尔与工党领袖艾德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丘吉尔乘坐一辆专列游说全国各地；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和妻子却一起乘坐一辆旧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丘吉尔在竞选演讲时，出言不逊，自命不凡；而艾德礼在竞选演讲中，态度谦和，沉着稳健，谈吐朴实。两者相比较，艾德礼在选民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不言而喻的了。
    工党之所以能获得大选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丘吉尔和保守党在指导思想和竞选策略上的错误所致。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工党领导人为获得执政机会，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的回报。第一，工党领导人为大选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工党领导人为取得执政的权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在《工党的展望》一书中曾宣称：“我要为一旦在我国执政的工党拟定一个实践的纲领……它必须满足那些遭受失业、低薪、长时间工作、居住敝陋、营养不良以及伴随资本主义的许多其它弊害的人们的需要。”并提出要寻找实现纲领的良机，他说：“经济情况的严重性可能使工党政府加快变化的速度，因为人们将体会到迫切的补救的必要性。罗斯福在美国执政的时候正是这样处置的，他能够倡议在正常时候将受到美国大多数人强烈反对的试验，经济恶化的深刻给了他采取果断行动的机会和支持。”〔7〕英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国家经济状况恶化，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局势，与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这为工党提供了实现政党纲领的客观条件。工党领导人决心捕捉和利用这个等待了十年之久的历史机遇。
    第二，工党领导人对英国战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提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顺应选民心理的极有诱惑力的竞选纲领。战争期间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普遍恶化。因战争所掩盖的过去长期存在而又未解决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伴随着战争的结束，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选民们希望未来政府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方面，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工党领导人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在战后英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工党领导人在竞选纲领中声称：工党保证“充分供应食品，使一切人得到有益的劳动和获得设备良好的舒适住宅”，争取“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一切人摆脱贫困，建立一种使每个男女儿童有可能发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8〕。纲领虽然不免有浮夸之词，但是与保守党相比，工党更具有吸引力。在社会改革问题方面，工党一直是持积极的态度，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社会改革者的形象。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计划。1942年，英国发表了被称为未来“福利国家”蓝本的《贝佛里奇报告》，即《英国社会安全纲要》，工党是报告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贝佛里奇报告》制定了一种维持国民生活标准的保险计划，即保证合理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收入，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以强制性保险为主，国家救济为辅，确保合理生活最低之需要，将每个社会成员系于一体，并以此来达到收入再分配，调节经济与维持就业。《贝佛里奇报告》对于饱受失业、疫病和战争磨难，渴望战后社会生活有所保障的人们来说，犹如久早之甘霖。种种事实向选民显示：“工党是战后出现一个美好世界的希望所在。”〔9〕选民们把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党无论在组织力量上，还是在领导力量上都得到了空前加强。从组织力量上讲，工会组织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争提供了就业机会。战前大批失业者甚至先前不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被卷入劳工大军。二战期间，工会成员人数的增长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纪录。1926年，工会成员为500余万人。1943年，工会成员多达800余万人。到1945年大选时，工党不仅拥有260万党员，而且还拥有800余万会员的职工会以及合作社组织这样的政治基础。从领导力量上讲。工党领导人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驾驭国家机器的行政能力。在战时联合政府中，工党领导人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积累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例如，艾德礼曾于1943年担任了副首相一职，在首相丘吉尔外出期间，掌管国内政事。格林伍曾筹建了贝佛里奇委员会，制订了颇有影响的《贝佛里奇报告》。至战争结束时，国内许多部门几乎都是由工党大臣负责〔10〕。工党领导人在从事政府工作过程中，锻炼了工作能力，增强了竞选的信心。同时，选民对工党领导人的能力也有了直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