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谷启治的《世界史的哲学》
    西谷启治在其早期的主要著作《根源的主体性哲学》（1940）中，收入许多关于历史理论的论文，提出独特的“世界”、“世界性”的概念。《世界史的哲学》（1944）则把世界史学派的历史哲学推至顶端。
    西谷启治的《世界史的哲学》可以说是该学派世界史理论的总结。该论文通过对“世界”意识、“历史”意识的究根问底，从哲学上考察世界史和世界史学立场本身形成的轨迹，全面展开“世界史的理论”。比如探求“世界史的史学与哲学的新关系”，（18）进而从哲学的立场上揭示：“通过理性的立场而超越理性的立场”就是“绝对无的立场”。也就是“通过历史主义而超越历史主义”。
    首先，西谷缜密地考察了“世界”、“世界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形成。西谷认为，我们的自然观、国家观、历史观和世界意识，都是在西方近代以后形成的。在近代西方之前，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拥有各自的主权而独立存在着，“世界”与这些国家处在游离状态。到了近代，欧洲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由此“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这样的“世界”才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在这种世界意识中，“世界”本身才作为独自存在物被客观地表象。西谷认为，在此前的东亚、西亚乃至欧洲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世界”意识。由于这样的意识首先在欧洲出现，从而导致了一种认识误区，即欧洲的近代就是世界史的近代以及欧洲精神具有普遍性。
    其次，西谷认为现在需要转换人们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史意识。他说：“世界以及世界意识与历史意识现在面临着一种根本性的转换，这一转换同时意味着我们人类自身的精神转换。”（19）在这一转换中，主体的立场再次进入世界和世界意识之中，但这并非是向古代或中世纪回归，因为单纯的回归是无视历史本性的一种谬误，但是，进入近代后人们认识到客观性是真理性，这一认识本身就包含着真理；然而随着进入近代，这样的真理性不得不再次减弱。在这种真理性尚不充分的时候，谈论超越近代是不合适的。如在近代虽然把世界看作客观的，却把欧洲等同于世界，而尚未到达真正的中立性（客观性）的立场。西谷指出，世界史的理念在世界史学中本来应该表现为客观性的立场，但却依然停留在欧洲中心论上。“要把世界真正地看作中立的世界，世界史学就必须完全摆脱偏颇的视角，这是当下的要求。”（20）这意味着在使近代在更加彻底的方向上超越近代。与此同时，西谷也肯定了回归古代或中世纪这一学派的正当理由，那就是要求复活主体性。“概言之，现在要求从近代世界的转换包含着两个方向，一方面使近代精神更加彻底化，即彻底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背离近代精神，即复活主体性。前者是醇化世界史学中观察视角，使之毫无偏颇；后者是以立足于现在的实践态度，打破近代世界史学观。”（21）
    第三，世界史的哲学课题。上述世界史的观察视角与世界史的创造观念，即对于世界史的观念与实践、客观性的立场与主体性的立场或者说世界史学与由主体性创造正在变动的现实世界本身之间，如何才能统一？西谷提出，对于这种统一可能性基础的探究，就是现在世界史的哲学课题。
    世界史的哲学具有怎样的根本特征呢？西谷指出：“世界史的哲学以探求现实世界史中各个时期所表现的种种‘世界’与‘世界意识’的结构为根本任务。”（22）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该哲学首先应该不是单纯对方法论的反省，这一点和世界史学不同。世界史哲学以经验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世界史学就不会陷入哲学的抽象性，世界史哲学应以现实的世界史本身为根基。要以世界史学视角来作反省，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把史学活动认作一个历史事实，回归到根本上的“世界”。其次，要探求种种“世界”与“世界意识”的结构，也可以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式。世界史的哲学正因为是哲学，所以必须进入到处于历史事件记述的根本理念的领域，即深入到某一时代的文化、宗教、国家、经济等内部，通过哲学来把握它。再次，世界史的哲学也应不同于黑格尔式把现实世界史哲学化的立场。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反对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而把理念作为内在现实历史中的物质来理解。西谷赞同兰克的立场，认为构成其时代精神根底的东西就是那个时期的“世界”结构和“世界”意识的结构。
    在西谷看来，这种新的“世界”意识，一方面表现了现实的世界结构，另一方面成为了世界史和世界史学的基础。并且“要想通过这一意识来获得根本上的自觉，必然要呼唤这样一种世界史哲学，即立足于历史意识的客观性的‘世界史’立场与世界主体的实践道义、宗教性结合为一，从而它的立场的根源性在于客观性和主体性同时进入并且是自觉的。”（23）
    在论及“世界”、“世界意识”转换以及构建新的世界史哲学时，西谷自然不会忘记日本。他认为形成新的世界结构的宗教意识中，“不用说，在现代的世界史现实中，日本的八纮一宇精神正在显现出来，也有一定的意义。”（24）“与其它任何地方相比，精神的转换也应该在日本产生，这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25）
    四、评析
    我认为，京都学派中世界史学派的历史哲学的总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所谓“世界史”，是“世界-历史”含义上的一种世界观，即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所表象的世界。如18世纪是个人自觉的个人主义的时代，19世纪是国家自觉的国家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时代），20世纪（当时）是世界自觉的世界史的时代。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哲学家的视野不得不从日本扩大到世界，其理论根据在于突破历史的时间性偏颇，强调历史的空间性，从而为日本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其二，日本的主体性责任。“历史的主体”是该学派关注的共性问题，他们在把眼光投向世界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日本，而是强调“从主体走向世界”。也就是说，日本作为一个“主体”的国家，要自觉地承担起创造世界历史的责任。高坂说，“历史是绝对无的象征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要看到世界史中日本的永远的历史”。（26）西谷主张要“通过日本的强国化来打破欧洲世界”（27）的中心地位。
    其三，从哲学的立场上说，“世界史的哲学立场”要求历史意识的客观性与实践的主体性的相互结合。日本人的历史意识实际上与历史的时间性密不可分，即日本人在长期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熏陶下形成的历史意识，就是天皇或皇室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历史问题，以致他们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把日本国说成是世界的中心、是神国，把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是“道义的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