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深入敌后，宣传、动员、组织民众，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政权，抗击日军入侵和日伪统治。其中特别重视利用和建立基层乡村政权，除在中共实际控制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之外，在敌占区或游击区，对日伪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由完全敌对转而区别对待，通过各种方法尽量争取利用，使之成为表面上属日伪组织，暗中支持中共抗日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①。因关乎中共能否在敌后立足、发展，争取伪基层乡村政权从一面转向两面，成为中共对敌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山东为个案，从中共的策略变化和战略调整、对敌伪工作实践等方面切入，考察两面政权出现的过程、类型、作用及局限等，分析两面政权出现的原因，以求深入了解中共在敌后得以坚持抗日、开创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多重因素。
    一 中共策略变化与抗战初期两面政权的出现
    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鲁西北重镇德州后，又沿津浦、胶济铁路南移、东下，攻城略地。每占领一地，日军宣抚班便展开宣传“安抚”工作，迅速组织建立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到1938年6月，山东全省日伪省、道、县伪行政组织基本建立，县以下的伪区、乡公所等也陆续组成。深入敌后游击抗日的中共组织与武装由此面临直接威胁。正所谓“我们逐步推进，敌人逐步恶化，我们发展到哪里，敌人伪化到哪里”②。在力量足够壮大之前，怎样应对这种威胁，成了中共在敌后抗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日军兵力有限，抗战初期，又急于攻打下一地方，因此，在占领一地后日军只留少数兵力并靠发展伪军维持占领地的统治，而且这些有限的兵力也主要驻守在县城和据点里，村庄防卫主要依靠伪乡村政权和伪军协助。出于民族义愤，一开始中共对这些伪政权组织一概采取“逮捕处理罚款”等敌对办法，结果造成“伪组织中的人完全与游击队对立起来”，使敌占区和中共控制区域间的经济往来受阻，形成经济上的自我封锁③。更甚者如冀鲁边的乐陵县，中共“有些领导由于愤恨汉奸分子，把群众被迫应付敌人的行动当做资敌，或者当汉奸严办，因而一些人被迫跑到敌人那边去了”④。结果，反倒加剧了中共自身在农村的孤立和困难处境。由此，中共认识到一律严惩伪组织及民众的被迫资敌行为，并不利于抗日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其实，早在1938年2月，中共领导上层即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应对政策。如刘少奇在抗战初期总结华北游击战争经验时，即指出，不应禁止乡村政权及民众的被迫资敌行为，更不应把他们当成汉奸来处置。中共在敌后，必须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以争取日伪乡村政权和敌占区民众在情报、购物、带路、送信与掩护宿营等方面对游击队的帮助，同时还应替他们保守暗中抗日的秘密，以免遭敌人报复⑤。据此，结合抗日斗争实践中的教训，中共地方中层领导意识到调整对日伪基层政权敌对政策的必要，开始对地方伪政权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对它们分门别类，并在政策上区别对待。认识到乡村伪政权组织，大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自保组成的，参加伪政权或武装的人员其实并不是清一色的汉奸，因此，提出对他们应着重加强政治工作，以“争取能够抗日救国者或中立动摇的分子打击真正的汉奸”⑥。山东中共地方基层领导人也接受了这种政策转变并付诸实践。如当时的中共乐陵县委书记马学全“深知群众的具体困难，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他总是尽力争取的”。“他还用灰色政权的办法，教育伪乡、保人民表面应付敌人，而实际忠于我党”⑦。这样的灰色政权，就是应对日伪和中共两方的两面政权。可见，两面政权在抗战初期的出现，是中共基层领导贯彻上级指示，对民众境遇给予理解，从而调整对敌占区政策的结果。
    能否争取伪乡村政权从一面转向两面，关键还在于中共教育争取工作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在具体斗争实践中，中共对怎样争取利用伪基层政权，开展对敌伪工作，总结出了一些具体经验和指导办法，强调进行伪组织工作要隐秘地、有计划、有步骤、有耐心、灵活地去做，争取与打击相结合。
    首先是确定争取与打击的对象。一是利用敌伪矛盾。寻找、抓住伪组织人员受辱、苦恼的时机，给予正面的安慰与诚恳的同情，但又不要显示出自己是有意宣传。二是在敌人惨无人性的烧杀后，看到他们也受刺激、良心发现时，便劝导他们参观烧后惨状，或就某些惨案，很客观地与他们去研究。再就是将中共游击部队大大小小的胜利与敌伪屡次失败的事实，用疑问的方式，提出研究。这样，抓住一切机会与事实，用启发的方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以确定对之争取还是打击⑧。
    其次是怎样争取与如何打击。选择好时机，如游击队打了胜仗时，伪组织人员就会对日伪前途产生忧虑和动摇，教育争取易于见效。临邑县一位抗日连长的经验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这些地主、保长都有两面性，我们仗打胜了，他们就靠我们近点，我们受挫折时便离我们远点，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着条退路。我们要抓住他们这个特点，充分利用他们。”⑨中共地方组织采取以个人名义交朋友的方式，对伪方人员逐渐提出一些协助或迎合中共抗日工作的要求。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实际教育，并以事实证明使之相信抗战必胜及战争的长期性。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则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孤立与打击他们，如利用敌人的怀柔政策，向敌方揭破其罪恶，经常反复地暴露他的恶行，以引起众人的反对与忌恨。或者将抗日政府给他的密信，故意在根据地泄露出去，引起敌方的疑忌，使其被孤立或除去⑩。
    由于抗战时期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异常复杂，中共将乡村伪政权改造成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并非易事，需要极其细致耐心的工作。据时任聊(城)阳(谷)阿(东阿)三县敌伪工作团团长、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县对敌工作的梁仁魁回忆，争取东阿县刘集伪村长刘义路成为两面村长，就是通过反复研究、周密布置、耐心说服才成功的，关于对敌伪争取工作之困难，他深有体会：“像我这样一个习惯于带兵跟敌人刀对刀、枪对枪拼杀的人，去和敌伪人员、地主士绅坐在一条板凳上，交朋友做工作，确实是一件陌生而不容易的事。”(11)另一方面，为便于对敌斗争，在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工作开展较好的地方，中共乡村党支部指定党员或能与敌人周旋的干练可靠人士去当“伪村长”或“伪乡长”，使该乡村政权成为中共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抗战时期曾任中共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委员、临淄县委书记的李玉轩后来回忆道：“为了便于和敌人斗争，各村党组织都让能与敌人周旋的干练人员当了‘伪村长’(即两面村长)，他们当中不少是隐蔽在群众中的特别党员。‘伪村长’是我们安排的，明着为敌人干事，暗着为我们服务。”(12)
    抗战初期，中共在冀鲁边区深入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在建立自己的抗日政权之前，“不管驻乡、驻村，都是依靠所谓‘白皮红心’两面乡长、两面村长”。但是，除中共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外，一般的两面乡村政权能否长期协助中共抗日、成为稳定的“红心”政权，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人除一小部分是真‘红心’，而大部分是靠不住的，往往在形势恶化时就成了‘白皮白心’，倒向了敌人方面”。如“平禹县前后卢家村有一个姓卢的两面乡长，平时对我抗日干部，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毕恭毕敬”。可是，一次鬼子同伪军前来“扫荡”合围，“这个所谓的两面乡长，不仅不出面保护，反而像一条叭儿狗一样主动向敌人讨好献媚”。敌人退走后，应抗日民众一致要求，中共将其击毙以杀一儆百(13)。由此可见，在日军的武力威胁面前，两面政权又会有倒向日伪的一面。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期，在日军的强力进攻和“扫荡”面前，真正“白皮红心”、持续可以依靠的乡村两面政权的数量非常有限。在日军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加紧“扫荡”，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在华北连续五次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后，本就数量有限的乡村两面政权更是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