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医事业之建立与发展，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著称于世界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先驱者。
    1 在剑桥大学的学医生涯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祖父始落户马来亚。其父伍祺学16岁离家至槟榔屿一金店做学徒，因做饰物工艺精湛而闻名，后集资自开金店。母亲林彩繁，外祖林道启为木匠，祖籍广东新会，客家人。伍林两家于1857年结婚，共生育5子6女，伍连德系第4子，是年为光绪五年二月十八，公历1879年3月10日。其姊常回忆其出生之日月光皎洁，晴空万里，举家庆为佳兆[1]。然终因口丁甚繁，生意难做，家道趋于贫弱[2]。幼时一族叔带同嬉戏，有一晚背负小连德看戏，在人群中一踝环被窃，从此伍连德摒绝一切饰物，甚至结婚以后也不戴一只戒指，可见刺激印象之深。
    1886年元宵刚过，伍连德被送入槟城大英义塾走读，学费全免，中餐则由父亲日给2分钱，俭省至极。为此小连德更加勤奋，因成绩优秀而可得奖项以裨补生活。十年苦读，得到良好学养，尤校长兼英文老师哈格利夫，给予极深影响。他的名字也按马来英文拼成Gnoh Leon Tuck。当时槟城总督史密斯爵士设立一项女皇奖学金，名额2人，每年资助200英镑，4年为限，可敷在英学杂及生活费用。贫穷不变其志，伍连德决计考取之以便继续求学。考试地在新加坡，他一连去了3次，前2次皆因年龄过轻而不获，第3次正是十年书塾毕业，他终于成功[3]。但亲戚们持反对态度，以为不如先在政府谋职以宽家用，尤其惟恐脑后小辫不保，或娶一英国女子回来，被华族社会讥笑。幸得二哥力排众议，竭诚希望他学成归来做个医生。大家方才同意，而伍连德一生事业前途，由是而决定了方向。
    经哈格利夫与其好友、槟城首任县长温根生商量，建议伍连德选读费用较省的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enul College）。温根生饱学，编著过《马英字典》，颇孚人望。他认为在这一座小型学院，可得到教师更多的个别训导，同学也为俭省类，是有利于学习的。不过，在英取得医学学位为甚难之事，非得苦心孤诣不可。知伍连德品学俱佳，是可造就，乃甚鼓励之。
    在新加坡教育局帮助下，购好船票，登上三千九百吨巨轮“北京号”，途中足足航行了一个月。在船上因受旅伴逗笑，伍连德在到达直布罗陀海峡之前，即化5先令请人剪去了小辫子，但仍保存以为纪念。他因之不快数日，似有所失落，可知陋习积之既深，从小如此，反为不惯，后来悟到此实满清统治加于一般百姓之屈辱，方才释然。[3]
    到达剑桥为1896年9月。火车站简陋，等于是一个雨蓬平台而已。火车车厢分三等，大学生坐的多是三等，一等贵族坐，二等佣仆坐，这也颇引伍连德注意。雇了一辆马车到意曼纽学院，一片青葱可爱的草地，深感喜爱。该学院始建于1584年，创建人为伊丽莎白一世之财政大臣华尔脱·密特美爵士。原址乃毁于享利八世时的一所寺院，建院目的在振兴衰颓中之神学。尤华尔脱系清教徒领袖，他想为新教培养一批牧师，故当时成为新教徒的神学中心。伍连德入学时早已改变了原来宗旨，在其时大学共有的21所学院中，该院排行年份倒数第5（最早为1280年的彼得豪斯；现在则已有31所学院，排行居中）。[4]伍连德不是基督徒，亦可在此注册，并可不必参加每日早祷，省出不少时间让他自修。学院指派的生活、学习导师是高级讲师威廉博士，还有一位管住宿的高婷女士，使这位来自异乡的中国人很快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应阶段。他在同学中结识了一位好友雷德华，到过曼城其家数次，与其二妹互生情愫。但终因地位悬殊，未敢奢望而不果。剑桥大学的规矩，学院管生活，辅导自修；学系管教学、实验。伍连德学医，最初选修的是化学、动物学、人类解剖学、生理学等科目。他的成绩优异，至1899年6月便获初级学位B.A.（一般译为文学士）。因中文名在后姓在前，与英式相反，他在剑桥（乃至以后）都是以“Mr.Tuck”（德先生）知名的。学习期间，他因自然科学成绩突出而于1898年获一项虽仅40镑，却于生活不无小补的奖学金，可稍将惠借、帮衬之款偿还；1899年更因获科学名誉一等奖，得科学学士衔及奖金60镑，从此经济脱离了拮据。进而又通过一番严格考试，主要内容为解剖学及生理学，获得可于伦敦圣玛丽医院免费实习3年的奖项，他成了该院第一位中国学生。[6]他与麻立西成为好友，共同听讲、实习、做手术助手。两年多实习生活使他大开人生眼界，特别是到平民家中接生，发现她们家境贫穷，卫生恶劣，坐在干草铺的地上分娩，与贵族之家有天壤之别。他因此感到他有回国改良医学的迫切责任。
    1902年4月，伍连德回剑桥获授医学学士学位，并且是该年135名学生中最优者，同时获得临床内科金奖牌和细菌病理学吉士力学奖。意曼纽学院另奖150镑，供其一年访问研究之用。[7]趁此机会，他先赴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在罗纳德·罗斯（R.Ross,1857-1932）指导下研究。罗氏因证明曼森提出的蚊疟学说而获得了1902年度诺贝尔奖。继而又到德国哈勒细菌学研究所工作4个月，指导教授卡尔·弗兰克（Carl Fraenkel），系当时细菌学权威之一，本为科霍的助手，1890年与贝林、北里柴三郎等一起研究白喉、破伤风，发现稀释的白喉杆菌培养液注射到豚鼠体内可对白喉具免疫力。伍连德遂选择了一个有关破伤风的研究课题。
    至1903年5月，伍连德为了增加经验，又至巴黎巴斯德研究院访问。巴斯德虽已在1895年逝世，但伍连德受到了副院长、著名的俄国病理学家、体液病理学之父梅契尼柯夫（Metchnikoff,1845-1916）的接待。与梅氏交谈之后，发现其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了解颇多，甚相契合。法国的自由、开放、甚少种族歧视以及同事们的诚恳和乐于助人，使他倍感亲切。他在巴黎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在动物胶上所发现的破伤风细胞”，然后带回伦敦写完，并提交给剑桥导师阿尔伯·迪玛斯博士。至8月中旬答辩，获顺利通过。时年24岁。由于大学章程规定，从医学士到医学博士必须有3年间隔，因此伍连德要到1905年才能正式称医学博士。[9]
    这时他受聘于伦敦结核及胸部疾病专科之蓝顿医院工作了6个月，亦曾到殖民地事务所谋职，但答复是医官之职只给英欧人，且不管资格如何，伍氏顶多可做个副医官。伍氏于是决定接受意曼纽学院另颁的一份加拿监伯研究奖学金，回到马来亚新建之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作一年的热带疫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