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爱国家、爱民族、爱事业，鞠躬尽瘁
    如果说防疫、灭疫及对鼠疫等疫病病理作出研究，包括有关机构和医院的设立、会议的组织和发表论著，是伍连德一生最重要的贡献，那么，我们还必须看到透过他领导的这一系列防疫卫生活动，实际上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奠定了一个全盘的结构基础。传教士医生来华以后的医疗行为、医院和医学校建立等固然也是中国近代西医发展的基础，但那些毕竟还不是结构性、体系性的，而是实用性、填充性的。近现代医学在观念上主要已不完全是治疗性的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更具有标志意义的。伍连德博士工作的实质性贡献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某次、某地的防疫、治疗、救人活命的价值。
    他在国内的一系列活动，他自己也许意识到了，也许并不是完全抱着这样一种改善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而去进行的，但他确实在客观上全面地推动了医学卫生的进步。早在1907年他第一次到上海并结识颜福庆等同行时，他们就达成了某种默契。1910年他登报征询意见，倡议组织一个中国医生自己的协会[29]。那时外国医生在中国成立有“博医会”，却长期以来不允许中国医生入会[30]。1914年4月，伍连德到上海，与颜福庆、俞凤宾、萧智吉、古恩康、黄琼仙等7人谋划，联名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翌年1月，全国医生代表36人在上海开会，至2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公推颜福庆为首任会长，伍连德任秘书，刁信德为司库，庶务俞凤宾。假南京路34号俞凤宾医师诊所作为中华医学会事务所办公地址。从此中国医生有了一个自己的学术团体，可以共谋中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决定出版中英文双语《中华医学杂志》，伍氏任总编辑，10月份就出版了第1期，次年3月定为季刊，至1924年改为双月刊，1934年改为月刊，学术发展迅速。会员在第一年即达到232人。1916年2月开会改选，伍连德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连任两届至1920年。他在会上建议用国语交流，并呼吁注意公共卫生教育，积极扩大学会活动，为学会工作竭尽了心力。由于中华医学会发展迅速，受到全国各地医生广泛拥护而成绩斐然，终于在1932年，博医会也要求并入。英文名遂改为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31]。此外，在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成立了全国防痨协会，任常务理事，组织大家防治结核病。1936年，又在上海请准拨地建起火葬场。
    伍氏一生在华任职颇多。1913年6月被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召见，总算第一次见了面，委为医学顾问。皇帝梦破灭后袁世凯心身交瘁，伍氏曾为之诊，是糖尿病和肾脏炎，但其意见不被采纳。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上台，仍聘为总统侍医，总统医官，兼任京汉、京奉、京张、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1916年在财长周学熙支持下，他在北京建起当时最大、最现代化的中央医院，伍氏任院长，即今北医大人民医院前身，打破了外国医院在京垄断局面。1919年应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之邀，办起了一个制药厂，一个东北陆军总医院，规模宏大。他赤诚爱国，1915年在哈尔滨参加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群众集会，见工人张泰演讲后刺腹血书“誓死报国”，深为感动，便立即为之救治于滨江医院。1916年底与詹天佑一起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席间提出港大应聘任中国医生为教授，给中国学生颁同等学位。1919年到上海焚毁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群众集会声援上海“五卅”受难同胞，募捐义演，伍氏亲自登台表演、赞助[32]。1926年霍乱大流行，伍氏积极领导防疫机构人员投入扑灭。他认为霍乱、猩红热等之流行皆是外国输入，因卫生恶劣所致，强烈提出检疫主权应收回，归中国自己管辖，由中国担任检疫医官[33]。在未果之前，他与时任东三省防疫事务管理处医官的林家瑞一起，在滨江医院基础上建立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培养医药卫生防疫人员。此即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伍氏任校长。同年他获颁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这在日本是第一次破例授予一个外国人。
    1927年北伐战争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等接见他，希望他出任陆军医务主任职，被婉辞，仍回哈尔滨防疫。1928年民国政府首设卫生署，薛笃弼任署长。薛氏虽非医学出身，却甚重视公共卫生。伍氏出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2年后刘瑞恒继任卫生署长，并委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后职实由伍氏代理。他并于1929年12月国联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氏、金宝善、蔡明参加）之时，向南京政府书面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的报告。经交涉，与该调查团达成了协议。国民政府乃决定由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政府卫生署管辖，伍氏任该管理处监督。从此，中国人接管了由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伍氏同时建起上海海港检疫所，亲任所长，并在以后7年中，陆续在厦门、天津、大沽、牛庄、青岛、安东、武汉三镇、广州、汕头等口岸，分别建立起服务站和检疫医院及实验室等达20处之多，病床2387张，形成了全国网络[34]。1927年，伍氏以中国卫生检疫代表团团长身份出访美国；1931年5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中国卫生部报告了全国卫生设施三年计划。1927年春还曾应日内瓦国联卫生部聘请考察欧洲各国，出席印度加尔各答第7届远东热带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