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 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在维新运动过程中， 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引起强烈反响。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继续倾心力于翻译西方政治学术著作，开展思想启蒙。在严复的维新思想体系中，他的“三民思想”，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主张，是最为基本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一思想及其重要意义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注：对严复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其“三民思想”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与其在严复思想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目前对严复“三民思想”研究的专题论著主要有：郭国灿：《严复的“三民思想”简论》，《福建论坛》 1986年6期；胡代胜：《严复梁启超“三民”思想的比较研究》，《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景雾；《严复“开民智”与“新民德”思想：兼论智育和德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1期；张晋安、陈曼娜：《略论严复的开民智思想》， 《南都学坛》1993年第4期。）这极大地影响到对严复后期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评价。 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在晚年反对民主革命，“完全蜕变为一个保守乃至反动的思想家了”。（注：吴光：《改革思想家严复落伍的悲剧》，《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而重要的是，应当从严复思想变迁的表象中揭示其思想根源，作更深入的剖析，才能全面把握其救国主张的真正价值。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其晚年政治观念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对这一专题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注：同④，第27页。）“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注：同⑤，第15页。）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注：同④，第25页。）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页。）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注：同⑤，第14页。）“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注：同④，第31页。）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