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至188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役又主要集中在台湾。因此，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如何坚持抗法保台、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成为其对法军事斗争中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的策略演变做一系统探讨。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是否能始终坚持抗法保台斗争，首先取决于清政府在整个国防战略中对台湾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本文之始，有必要先探讨一下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
    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发生，朝野为之震惊， 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当时被派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于是年12月23日上《请移驻巡抚折》中明确指出：“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1〕1877年1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奏陈台湾防务的奏折中也明确提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2〕同年6月， 丁日昌在一个关于台湾防务建设的奏折中进一步强调：“台湾一岛孤悬海外，联络东南，不独形势为南北洋之尾闾，即呼吸动静之间亦听命于南北洋而非闽省独力所能办理。”〔3〕沈、 丁等重臣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很快被朝廷所认同，朝廷遂即“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有关“统筹台湾全局”的防务事宜〔4〕。 台湾防务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政府基于上述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在中法战争爆发后，立即着手筹划抗法保台斗争。综观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策略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83年12月中旬中法战争爆发至1884年8 月上旬台湾守军击退法舰对基隆的第一次进攻止。此阶段，清廷一方面严令有关督抚加强台防，另一方面不断委派重臣奔赴闽台地区，加强该地区的军事领导力量。积极备战、严密防守，是此阶段清廷抗法保台斗争方略的具体表现。
    1883年12月14日，中法两军在越南山西地区接仗，中法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之际，尽管战火尚未殃及中国本土，但清廷充分认识到加强台湾防务的紧迫性，一再严令有关督抚加强台湾防务。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清廷谕令闽浙总督何璟等“切实预筹闽台海防”， 次日，又命令左宗棠酌派练军数营，“增防台湾，归台湾道刘璈调遣”〔5〕。1884年4月中旬，朝廷得悉法国“将踞一口岸为质，藉索兵费”的传闻，光绪帝即向兵部尚书彭玉麟、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何璟等发出上谕，严令“沿海各要隘，均应严防”， 尤其强调：“琼州、台湾两处，地属偏隅，非通商口岸，无所牵制，尤为彼族所觊觎，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要求“整顿防军，固结民心，实力防守，务臻严密，以期有备无患，不得稍有疏懈，致干重咎”〔6〕。5 月2日，光绪帝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沿海地区督抚发出上谕，再一次强调：“琼州、台湾、定海、崇明等处，非通商口岸，尤为彼族所窥伺，彭玉麟、穆图善并该督抚等，倍宜严密防守”〔7〕。
    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清廷逐渐认识到台湾是东南沿海防守的首要之区。7月27日，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劻等上奏清廷， 明确提出：“法人有谋攻舟山、琼州、台湾之说……台湾久为泰西各国艳羡之地，物产丰富，五金俱备，苟以西法经理之，足敌泰西中大之国。故三者之中，所宜备御者，台为上，琼州、舟山次之”〔8〕。鉴于此， 朝廷一再谕令沿海督抚对台湾实行重点防御。7月31日， 军机处寄福州将军穆图善电旨中指出：“基隆防务紧要，并着刘铭传严密布置。 ”〔9〕8月5日，光绪帝直接给刘铭传发出谕旨说：“法舰久泊闽口，沪议迄未定局，基隆及台北各口防务均极吃重。刘铭传前封煤窑，具见果断。惟须始终坚持，断其接济，庶彼不能久留。炮台一切赶紧豫备。并着将布置情形，设法电报总署奏闻。”〔10〕
    在严令沿海督抚加强台湾防务、备战御法的同时，朝廷还屡屡任命重臣奔赴闽台地区，加强军事领导力量。1884年1月1日，清廷命令杨岳斌“驰往福建会办何璟等筹办海防”〔11〕；5月8日， 光绪帝发出上谕，令翰林院侍读学士、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赴闽会办福建海疆，并令其有“专折奏事”之权。25日，光绪帝向张佩纶等发出上谕，严令切实筹划台湾防务。上谕称：“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台湾孤悬海外，久为外人所垂涎，一切防守事宜，尤应切实筹划。”〔12〕
    清廷在委派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之前，已决定起用居家养病的刘铭传，以切实加强台湾的抗法领导力量。4月21日，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谕旨称：“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带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责任使。”〔13〕6月下旬， 刘铭传抵京后即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26日，朝廷特诏“刘铭传著赏加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4〕。刘铭传奉诏后即于7月4日离京赴台。抗法保台重任在肩的刘铭传，考虑到“孤身渡台，既不能布置防务，尤恐难控制台军”，故从刘盛休所部抽调130余名教习随行， 同时令铭军旧将提督王贵扬等十余人携毛瑟后门枪3000杆，配齐子弹渡海赴台〔15〕。为使刘铭传抵台后切实布置防务，清廷饬令南洋大臣曾国荃等筹拨前门炮10尊、后门小炮20尊和款资40万两，又令闽浙总督何璟拨款14万两， 一并交刘铭传携带赴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