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攻其必救”方略的指导下，潘鼎新、苏元春、冯子材等将领迅速克复谅山，终于在3月23至29日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 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尽管没有迫使法国从台湾抽调兵力奔赴越南战场，但是极大挫伤了侵台法军的士气，使孤拔所率的侵台法军在军事上毫无进展，孤拔不得不于3月29日转攻澎湖。
    再次，雇商船运载兵械，伺隙抵台，以增强台湾的抗法斗争实力，这是此阶段清廷实施抗法保台的重要方略。台湾被封锁后，清廷仍不放弃对台湾的援助。10月29日，光绪帝上谕要求沿海督抚伺隙将兵械运往台湾：“台湾军火缺乏，著李鸿章、曾国荃、杨昌濬、张之洞、倪文蔚设法接济。法人有封海之说。全台口岸甚多，必有可以运送之处；前据刘铭传电称，可由新竹登岸。著该大臣等遴派精细员弁，妥为运解，或由外国商船受雇包运，给予重价，并著妥为筹办，毋稍膜视。”〔46〕对于军饷接济等事项，上谕称：“据杨昌濬电称，台湾饷绌，已饬司设法接济；具见力顾大局，即著迅筹解往。吴鸿源所募两营，著该督饬令设法渡台助剿，毋稍迟延。彭楚汉现拟雇渔船渡新竹、鹿港，藉通文报，并著传知该提督，妥为办理。”〔47〕31日，军机处发出电旨：“据李鸿章称，已拨银十万两，并嘱杨昌濬潜运银十二万赴台。如已运到，军心可振。盛昱等奏南澳、厦门可绕至后山苏澳等处登岸运送军火等语。李鸿章、曾国荃务当迅速筹办，并与张之洞、杨昌濬电商，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划，切勿畏难坐视。”〔48〕12月7日，光绪帝又令有关督抚“雇商轮运载兵械， 伺隙抵台”〔49〕。
    有关督抚遵照朝廷意旨，想方设法雇商船运载兵械抵台。如吴鸿源所带一营于12月16日由厦门雇渔船潜渡，于次年1月中旬到达澎湖， 然后再雇民船将所带一营兵力运抵鹿港登岸〔50〕；1885年1月29日， 雇英船“威利”号运聂士成部援兵850 人及军械饷银到台湾卑南登岸〔51〕。援军抵台后，为抗法保台斗争发挥了作用。
    此阶段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策略主要是上述所说的三个方面，除此以外，清政府曾屡次令南北洋大臣调兵轮游弋闽海，以“牵制法船，以松台围”〔52〕，但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愿。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从总体上看，此阶段清廷实施的“抗法保台”三策，在不同程度上都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
    第四阶段：自1885年3月下旬镇南关-谅山大捷至7月下旬法军最后从澎湖撤军止。此阶段，清政府基于中法双方战场实力的对比，决定“乘胜即收”，以实现救台、保台之目的。1885年3月下旬， 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然而，从全局来看，中法两方战场实力对比未发生质的变化。
    就中国方面而言，在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总体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在3月22 日即镇南关大捷的前一天报告说：“近日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此间议潘抚者太多，虽道远卒难确考，惟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潘不善驾驭诸将，才力竭蹶，调度未能裕如，桂军断难再振，则已显然。若再不变计，以后法虏谅守日固，则已显然。若再不变计，便无从挽救，东境亦必蔓延。”〔53〕31日，即冯子材收复谅山后的第二天，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刘永福所部情况称：“记名提督刘永福自左域失利退扎连山总，军心瓦解，陆续逃遁，所存不满五百余名；其部将黄守忠之营勇，又已全行溃散。迄今将及一月，多方招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54〕在台湾战场上，台湾守军状况日益窘困。据刘铭传4月3日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称：“吴鸿源年近七十，素带水师，所部皆水师将官，新募土勇，器械不精，兵将又不得力……吴军本议广东济饷，至今未解，仍由台发饷。王诗正所部三千，又抽土勇二千，饷由台支发五万，军火器械搜发一空。援军皆徒手渡台，更增台急……恪靖各营，一败气馁。土勇败后难整，现裁去千余，曹部亦裁并两营，以节饷需。闽省久无信来，亦无兑款，若一月后无大批饷至，兵必溃散。台北借款，每月允缴三万元无济。目前内溃重于外患，传实无法支持。”〔55〕
    就法国方面而言，法军在越南战场上失败，士气低落。但是在海上，法国舰队于3月30日即谅山大捷后的第二天攻占了澎湖， 由此取得了海上的绝对优势。法国因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国内政局混乱，茹费理内阁倒台。但是，茹费理内阁倒台后，法议会中主战派占优势，议会通过了增拨侵华军费和兵力的提案。法国议会议案等事，出使俄英国大臣曾纪泽于4月1日电告总理衙门云：“法绅虽咎茹，然谓须救兵，将刻议允饷五十兆方，允兵万人，俟新执政到任用。”〔56〕
    法国国内政治动向，引起中国驻外使节的关注，建议清政府迅速罢兵议和。3月30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称：“谅山克，茹相革。 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同日，出使法德义奥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云：“谅山战胜，可乘机议和，否则，战祸无已。”〔57〕
    基于法国舰队已占据澎湖，且法国政府又追加军费和增派兵力，又基于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现状以及台湾守军的困境，军机处于4 月10日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发出电旨，要求张之洞从“保全台湾”大局出发，令中国军队“乘胜即收”。电旨称：“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且该督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只可保境坚守，此时得胜，何又不图收束耶？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58〕
    清政府从中法双方军事态势现状出发，从维护台湾领土主权不受法国侵犯这一根本大局出发，为“保全台湾”及时采取“乘胜即收”的策略，是明智的决策。中国军队遵旨“乘胜即收”后，台湾于4月15 日停战。由上可见，清政府此阶段在军事上采取“乘胜即收”的策略，以实现保救台湾的目的，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