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此阶段清政府抗法保台的具体方略，“拨军援台”已开始实施，并在台湾抗法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攻其必救”，在越南战场具体实施尚有一个调兵遣将过程，故未能立即发挥巨大效应；“以台保台”尚在具体筹划阶段。尽管如此，上述三方面抗法保台措施在台湾的抗法斗争中发挥了综合效应，刘铭传在“撤基援沪”后，率领守军于10月8日取得了沪尾大捷。
    第三阶段：自1884年10月法国舰队封锁台湾起至次年3 月下旬越南战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止。在这一阶段中，清政府为抗法保台，主要采取三策：1.令刘铭传“就地取材”，“以台保台”；2.令在越中国军队急攻北圻，以解台湾之围；3.令沿海督抚雇船载兵械，伺隙抵台，以增加台湾抗法实力。
    10月20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宣布自23日起封锁台湾，此后台湾守军抗法斗争更加艰难。10月28日总理衙门收到厦门提督彭楚汉由两江总督曾国荃转去的电报称：“此间商船因法船在台，均不能渡，纵有重价，无船可雇；现在即搭商船，改装换色，亦不能往……昨闽省来咨，奉谕饬吴鸿源带所部千人赴台助剿。吴镇两营已于七月募齐成军，现以无船不能东渡……前与省帅、庚堂往来文函，系由海龙、福建两船轮流开赴淡水，派弁互递。现法阻各船，不准渡台，各轮已不载往，将来文报亦塞不通。”〔30〕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慈禧太后于26日命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官员就办理台湾、越南军务，各抒己见，并限五日内“切实复奏”〔31〕。有关官员提出了种种保救台湾之策。如内阁学士周德润提出“以台保台”，“以闽援台”，“以广东、南洋援台”三策〔32〕，御史赵尔巽提出“拨船全力助台”，“简任台绅以资号召”，“封禁各海口以图牵制”，“封闭法国教堂、商行以为质”，“简任经略以一事权”等五策〔33〕等等。朝廷基于“法人攻占基隆，必须迅速驱除，勿任久踞为患”的战略目标和有关官员的建议，及时地做出了抗法保台的具体决策。
    首先，清廷谕令刘铭传“就地取材”有效实施“以台保台”的抗法斗争措施。10月29日，光绪帝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荃、闽浙总督杨昌濬、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发出上谕，提出了“以台保台”的具体措施，上谕称“本日已有旨，将刘铭传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更属责无旁贷，著即极力筹办，以副委任。台北富绅林姓，迭谕刘铭传晓以大义，令其集团助剿，著即查明该绅职名具奏。徐承祖所请饬令该绅总办借饷团练事宜，如事属可行，即著奏明办理”〔34〕。31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电旨中，明确谕令刘铭传“就地取材”。电旨称：“该抚当督军固守，并设法驱逐法人，无任久占基隆。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居住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均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著刘铭传婉词劝勉，借饷办团，以大义感动，勿得勒派。”〔35〕次年2月7日，光绪帝又一次谕令刘铭传：“务当竭力设法联络土勇，出奇制胜，克期攻复，毋得稍存退沮，贻误事机。”〔36〕
    刘铭传遵照朝廷的旨意千方百计地“就地取材”，坚持抗法保台斗争。12月25日，刘铭传在一奏折及附片中向光绪帝报告了“劝集义团，协力助战”的情况：“暖暖练董武举王廷理、捐职周玉谦等捐资募勇三百名，与深澳等处各董集练扼守，每处或三五十名，或百数十人，凭险堵御……彰化绅士郎中林朝栋，急公好义，自备资斧两月，募勇五百名，来助防剿。臣设法凑解军械，令赴暖暖，共图捍卫。新竹绅士郎中林汝梅，亦筹款两月，募练勇二百名，协守新竹。”〔37〕台北绅士林维源“自光绪十年独捐五十万元……近又分助各庄练勇，所费不赀，力尽筋疲，万不能再捐银款。然当此海氛日亟，军需不支，势诚岌岌。爰以万不容己之心，作无中生有之计，奔走厦、粤，竭力筹挪，报效洋银二十万元，以助饷需。”〔38〕对于台湾绅民的义举，光绪帝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台北绅民捐资助防，御敌获胜，实属急公好义，著刘铭传查明，奏请优奖；仍激励团勇会合官军，迅克基隆，同膺懋赏”〔39〕。对于林维源为保卫台湾所做的贡献，朝廷于次年1月28日明降谕旨： 林维源“以四五品京堂候补”〔40〕。
    其次，严令在越中国军队加紧进攻法军，规复北圻，以牵制攻台法军。这是此阶段清政府为抗法保台采取的最主要的军事策略，此阶段也是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采取“攻其必救”策略效果最明显的阶段。如上所述，10月26日慈禧发出懿旨后，有关官员纷纷提出“救台保台”之策，其中，“攻其必救”是其中的重要一策。如御史翟伯恒认为：“是欲纾台北之忧，必先分法船之势，欲分法船之势，必急进越南之兵。”〔41〕朝廷深知欲救台湾必急攻越南之法兵的重要性。11月12日，光绪帝向兵部尚书彭玉麟、云贵总督岑毓英发出上谕，明确提出采纳翰林院侍读龙湛霖设计的“攻越救台”方案：“关外之师，宜分为两道，以苏元春等部作正兵，攻北宁、山西等省；以刘永福一军作奇兵，由云南假道暹罗，或水陆并征，或专由陆路，直趋西贡之西，则台湾、河内等处法兵自松”〔42〕。次日，岑毓英电告执行“攻其必救”情况云：“奉电旨，直逼西贡，台湾乃可稍松。又刘永福藉词求缓，倘驾驭失宜，惟该督是问……英与刘并无猜疑，现进兵攻宣光，三战小胜。”〔43〕12月27日，彭玉麟奏报越南战场执行“攻其必救”策略进展情况称：“现在滇省岑毓英、刘永福之军进逼宣光，粤西潘鼎新前敌各营屡经报捷，臣与督臣张之洞，抚臣倪文蔚前奏派前广西提臣冯子材等募十营，由钦、廉趋越，刻已整军启行，分道并举。该夷备多力分，且方注意台湾，其守御必难悉臻周密。但有一路得手，获一大捷，军威既振，敌气自夺。”〔44〕次年2月11日， 彭玉麟再次奏报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攻法情势，并指出：“熟筹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击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