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面政权的作用
    整体而言，日伪占领区乡村的两面政权，一面应付日伪，一面协助中共抗日，为中共在敌占区或游击区开展抗日斗争，扩大影响，组织与宣传群众，打击日伪军，开创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一定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掩护或救助抗日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中共泰西县委敌工部部长崔子明曾回忆：“我们的革命两面政权，是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束缚住鬼子、叛徒、特务的手脚，使他们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着。”(29)日伪下乡“扫荡”，抓捕中共干部或工作人员后，抗日两面政权的负责人就会出面营救。如临淄“西二区区委书记刘保文被王家六端的伪军抓去，‘伪乡长’刘鸿儒千方百计地把刘保文保了出来。青年干部崔英智被石槽盛据点的伪军抓住，‘伪村长’郑德修趁着敌人还未回据点，半路上送给伪军一些钱，并说崔是好人，便把崔英智留下了”，使其逃离虎口(30)。冀鲁边区宁津县马头孙庄两面村长孙秀良曾巧妙掩护当地中共妇救会民运工作干部李芳林逃脱日伪的“清乡”搜查(31)。
    掩护伤病员疗伤治病。前已述及，新泰西部的莲花山区，有不少的伪乡、保长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骨干分子，中共的伤病员，由这些伪乡、保长掩护，安置到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每当鬼子汉奸进村时，伤病员早已隐蔽好，由保长等与敌人周旋，一次次地把敌人骗走。经过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病，伤病员得以痊愈，返回机关或部队继续抗日斗争(32)。
    提供日伪情报或诱敌上钩。中共对于伪职人员，凡曾给日伪送情报者，一律进行登记，教育其改邪归正，令其以“合法”身份给八路军送情报。这样，日寇什么时候来“扫荡”，什么时候来逼粮等等情报，都了如指掌。或者以假情报迷惑日伪军，使他们经常扑空上当(33)。3月中共抗日武装抗击日伪、锄奸等活动，经常借助白皮红心的伪乡、保长的情报。如1941年夏临邑县五区中共抗日武装的一次伏击伪军行动大获成功，就是因为大梁家伪乡长向中共临邑五区区长刘润吾和临邑抗日武装八大队副队长路有水报告了伪军的行踪，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才取得的(34)。临淄县南卧石村伪村长李民源曾用苦肉计诱敌出动，保证了中共成功伏击日伪(35)。
    破坏日伪征粮拉夫等活动。如莱芜县寨里区两面政权在给日伪送物资前，先向中共报告，经批准后方能少量应付，或在运送途中有意让中共拦截，或中途扔手榴弹，再派人向敌人报告说“八路军来抢粮食了”，制造假象，使敌征粮计划落空(36)。据曾任金乡县二区化雨镇伪镇长的王福祥回忆：“1941年冬，敌人征集大批民夫集中到城西玉皇庙一带修碉堡，挖封锁沟。化雨镇也去了不少民夫。在他们到达敌人指定的地点后，我随后也去啦。在工地烤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听到枪声就往回跑，不给敌人挖壕沟。’工地监工汇报我们镇上的民夫跑光了，我坚持说没回来。隔几天我又向伪区公所谎报说：‘我镇民工被八路裹走啦’，又向伪区长表示处境困难。”(37)抗日两面政权的对敌斗争坚决而巧妙。
    缴纳抗日公粮。1943年麦收，泰南专署原未计划征收公粮，后来由于形势变化，需要征收8万到10万斤公粮，结果新西完成了15万斤以上，加上当地抗日武装自己用等，全区共收公粮20多万斤，有力地支持了抗战(38)。临淄县沟南武工队曾深入到临淄城周围的葛家庄争取乡长成为两面政权，为中共筹集了大批粮款(39)。
    协助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协助抗日，也是中共对敌工作的重要方面。为此，中共地方组织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伪军作恶的记黑簿，做好事的记红簿，区别对待。利用两面政权伪公职人员的合法身份，给伪军捎送传单、劝降书、投诚证、通行证等。深入莱芜敌占区抗日的武工队队长罗俊曾回忆：这些伪公职人员在把传单等交给伪军时，伪军不敢收，乡长说：“你不收不行，武工队都有你们的名单，谁好谁坏都知道，他们有‘红黑簿’，凡是做坏事的都点了黑点，将来当了俘虏不得了。”伪军听后便悄悄问乡长：“你看到了吗？都是点的黑点？”乡长说：“周少让黑点最多，武工队知道他家是高庄，将来他作了俘虏非枪毙他不可。”这样，伪军才把传单收下，然后说：“我们有机会就投八路军，请你转告他们。”(40)可见，这些伪乡保长，在中共争取瓦解伪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共争取或掌握的乡村两面政权，之所以取“两面”形式，有保护其免遭报复之考虑。但这种报复仍难以避免。如临淄县“西上村(现属北羊乡)‘两面’村长王志义，原在四边县政府工作，党派他回村任‘两面村长’，不幸于1941年暴露，被店子的伪军抓去残杀在西上庄西北的大洼里。南卧石村‘两面村长’李德亭，1945年3月被伪保安团王兰田部逮捕，押到皇城营村杀害”。另一方面，有的两面政权负责人在日军的武力威胁面前，就会出现摇摆，甚至退回到日伪一面。如临淄县皇城乡伪乡长陈象坤、郑郭乡伪乡长李子纲、曹村伪村长王兴年，由于他们认不清形势，只看到日军一时强大，便背叛抗日，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从两面服务，转向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罪恶深重，抗战胜利后受到了正义的审判(41)。
    中共主动建立的两面区乡政权，也不能确保能始终坚定抗日。由于所配干部和工作人员，成份、思想相当复杂，除中共选派部分人员外，多数是敌伪人员，身份不明，关系不清。一旦环境恶化，经不起考验，叛变为敌，对抗日工作危害极大。对此中共指示，清理革命队伍，查清身份，有罪恶确系坏人者，交上级处决。如泰安九区正副区长都为中共所派，1943年“区长翟修德被泰城特务邱树生抓去，关在宪兵队，次日经我区内线李和年同志出面，花九千元伪币买通特务邱树生，保释翟区长出险。并从邱口中得知，此事是副区长苏达三叫抓的，还准备抓李和年送宪兵队处理。经县委研究决定，派人到苏达三家中，将其抓获，押送县委处决”(42)。
    四 结语
    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结果，后来成为中共调整抗战战略的产物。中共与日军力量对比悬殊，在实力足够壮大之前，使基层乡村政权取两面形式，是在强势日军“进剿”威胁面前的求存之举。
    客观上敌强我弱，但日军兵力有限，日伪难于控制基层伪政权，也是两面政权产生的重要条件。两面政权并不是冀东农村特定环境的产物。
    中共深入敌后，对伪职人员细致耐心而又灵活多样的教育争取工作，以及严厉打击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使得两面政权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共争取伪政权协助抗日，为使其免遭报复也考虑其自保诉求，让愿意协助抗日的伪乡村政权取“两面”姿态，做到“皮白心红”。但两面政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时，其两面的倾向会摇摆不定，时白时红。中共真正可以持续依靠的两面政权数量非常有限。尽管如此，仍不可否认，伪乡、村或保长心中是否存有民族大义，仍是中共能否成功争取其协助抗日，变一面为两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正如有的伪乡长所说：“我们是中国人，哪能忘记了祖宗？给日本鬼子干事，不得不应付罢了。”(43)
    在中共争取伪政权而成的两面政权之外，还有中共安插地下党员或可靠进步人士进入伪政权从而实际控制的两面政权，甚至还有中共为争取“合法”斗争而主动建立的两面政权。由此也可以说，两面乡村政权成为反攻到来之前中共在敌后或游击区的一种生存方式。
    尽管由于资料等限制，无法统计两面政权的数量，但可以确认的是，中共之所以能在环境险恶的敌占区或游击区落脚、扎根，坚持抗日斗争，并不断壮大抗日力量，离不开乡村两面政权提供的掩护、救助、情报、粮款筹集、给养供应等多种协助。因此，乡村两面政权成为中共在敌后立足、积聚并发展抗日力量的重要依托之一。同时，因支应两面而带来的两面政权村庄百姓的负担之重、生活之苦，更是可以想见。
    注释：
    ①本文考察的乡村两面政权，是指对日伪与中共两面而言。关于抗战时期乡村两面政权的研究，仅有朱德新的《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作者认为两面政权是冀东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实不然。关于两面政权产生的原因、类型、作用等，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由于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此也存在表面上是统战形式而实际执行中共政策的乡村两面政权，此类政权是对国共两面而言，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
    ②赵淳：《我对开辟德平临邑的一段回忆》，《临邑党史资料》第4集。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41页。
    ③程子华：《对敌占领区的工作》，1938年7月13日，第3～4页。
    ④⑦周令阁：《血染徒骇水功载史册中——马学全烈士传略》，《惠民党史资料》1988年第1期，中共惠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第131、131页。
    ⑤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845页。
    ⑥程子华：《对敌占领区的工作》，1938年7月13日，第3～4页。
    ⑧⑩贯一：《关于进行敌占区工作方法方式的几点意见》(1941年6月15日)，选自太行《战斗》第52期，第4、4～5页。
    ⑨宋安温：《血战王楼后的十八天》，《临邑党史资料》第8集，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87页。
    (11)梁仁魁：《聊、阳、阿三县边界敌伪工作片段》，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光嶽春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412页。
    (12)李玉轩：《抗日战争时期在临淄工作的回忆》，《临淄文史资料》第9辑，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印，第134页。
    (13)邓林华：《在开辟平禹的日子里》，《临邑党史资料》第4集，第15页。
    (1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15)《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16)《中共山东分局对敌斗争委员会关于山东半年来对敌斗争工作的检讨与今后工作意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17)《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