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
    “地中海文化圈”这个概念，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取决于立论的事实依据和理论证明。我们综合利用发生学、类型学、语源学、生态文化学、古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说明从公元前五千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历史上的确形成地中海文化圈。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做具体的论证。
    地中海处于亚非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接合部。新版《剑桥古代史》第1卷上册第2章的作者K.W.Butzer介绍了西亚-环地中海的形成过程，认为是：Miocene（第三纪中新世）、Pliocene（上新世）、Quzterary（第四纪）时代形成的，前后不过3000万年左右。作者说“用当代生态学的历史方法，深入研究地中海盆地和西亚，严格地说仅仅是开始。”（p.95）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mond Braudel）说：“古老的地中海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三纪激烈而频繁的褶皱运动使地中海的面积大幅萎缩。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巴尔干、扎格罗斯山、高加索等所有这些山脉都是从地中海里冒出来的”。③ 所以，从地质地理学角度看，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将西亚两河流域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看作环地中海构成部分是可以成立的。
    在地中海地域，最早形成可居住条件，并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是后人称之为“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之为Mesopotamia（中译米索不达米亚）。它是公元前2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间， 后冰河期，亚美尼亚山脉、安那托利亚（Anatolia）、高加索、 伊朗高原的冰雪融化形成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9千年左右，在两河流域的沿扎格罗斯山和伊朗高原脚下，就有分散的一批定居点。根据发掘资料，公元前六千纪以降，这一地区已有相当清晰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线索。1930年在米索不达米亚的各国考古学者，根据古陶瓷的类型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内容，提出迄今仍在使用的古米索不达米亚的分期框架，分别命名为Ubaid时期（5000 B.C.-4000 B.C.）、Uruk 时期（4000 B.C.-3100 B.C.,又分为早、中、晚三期）、Jemdet Nasr时期（3100 B.C.-2900 B.C.）、Early Dynastic时期（2900 B.C.-2350 B.C.,分三个时期）、Akkadian时期（2350 B.C.-2100 B.C.）、UrⅢ时期（2100 B.C.- ）。④
    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先后崛起几个交叉统治西亚的帝国，主要是巴比伦、赫梯、亚述，同时还出现一些某个时候、某个地区相当强大的王国， 如吕底亚（Lydia）、米地亚（media）、腓尼基。公元前两千纪埃及进入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同西亚强国互相争夺。在各部、各国、各地区争霸中，这一地区几易其主，文化和语言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加速了东地中海文化的融会。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欧、北美学者运用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组织多学科的队伍或从事新的考古发掘，或整理和解读已发掘的史料，论述东地中海地区文化间的关系。例如，二次大战后美国芝加哥大学Robert Braidwood组织了包括考古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的多学科队伍研究米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经济组织、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60年代人类学学者关注米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的研究，特别是关注城乡社会组织的研究。文化进化研究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都采用了“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ions）的方法。他们将米索不达米亚当作一个案例，同别的地区相比较。Henry.T.Wright和 Gregoly Johnson研究米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早期国家的进化，他们将管理学和信息理论中的概念运用于经济政治组织的研究。Robert Adams将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组织的分析相互结合研究都市社会。⑤
    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学与近东史教授Norman Yoffee 在《上古国家之神话：早期城市、国家与文明进化说》（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States,and Civil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挑战19世纪及20世纪中叶的进化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分层、社群分化的社会源自未分化的社会，大的人口稠密的城市源自小居民点和村落，阶级社会起于血缘关系结构的共同体。N.Yoffee不否认这种进化观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米索不达米亚上古时代最早的城市国家形成之考古资料表明，社会群体的规模和分工，起于生存。由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生态条件，往往在一个可居住地域，未经传统观念所说的“进化”，就聚集相当规模的，众多人口的居住地（城市）（参看该书第43页表3.1“正文提到的最早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表”），他们不是从血缘关系进化而来，而是为了共同的生存和文化上的认同，聚集在一个“共同符号”之下。“这种共同的意识，超越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第44页）。作者援引《跨文化视野下的城邦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Cross Cultural Approches）及《30个城邦文化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这两部1997、2000年编的论文集证明：上古埃及的社会组织是“尼罗河谷生态学方面同一环境造成的”（第47页）。“米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是多种族的群体，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尼人（Amorite）、 喀西特人（Kassite）、胡里安人（Hurrians）及许多其它名称的社会群体。 他们的名称同语言的关系重于同种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说，是因为都生活在米索不达米亚诸城邦中。”（第49页）这是促进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化认同的重要原因。
    多种族的群体为生存混居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会。
    东部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两个语系：其一是Hamita- Semite（or Afro-Asian），中文名称哈米特-塞姆语（闪语）或者亚非语；其二是印欧语系或者叫Indo-Hittite（印度赫梯语系）。印欧语包括European（欧语），主要是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Eurasian（亚欧混合语），主要是斯拉夫语、梵文、波斯语。亚非语包括五个分支：闪语、古埃及语、北非土语（Berber）、古希底语（Gushitic）、查德语（Chadic）、豪撒语（Hausa， 苏丹一带黑人语言）。两大语系中，主要是亚非语。其中以闪语为主。
    闪语按地区、民族、语言标准综合分析，可以分为：1.东北部闪语，包括阿卡德语、巴比伦语。2.西北部闪语，其中主要是两支：其一是Cananitic（伽南语），包括《旧经》希伯来语，还有腓尼基语。其二是Aramaic （阿拉米语）及古叙利亚语和亚那尼亚语（Anama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