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种：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对教会变得特别宽容和克制，政教关系有所缓和。
    1856-1860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废除原来对基督教会的有限弛禁政策，代之以宽容传教政策。尽快扑灭掉太平天国的火焰，稳住满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已成了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大事。为此，慈禧等人不惜采用攘外必先安内之策，丢开华夷之变的旧意识，放弃和英法等国家在一些细小事务上的争论，借师助剿，聚集中外武装力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从此以后，同治朝的媚外政策代替了咸丰朝的排外政策。相应地，清政府在辛酉政变后不仅继续承认以宽容传教政策代替有限弛禁政策，而且在实际处理教会事务时对教会特别宽容和克制，总是尽量满足教会的要求，政教关系因此而有所缓和。这正是清政府新的媚外政策在教会领域的反映。众所周知，1860年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是清政府宽容传教政策的代表。那么清政府该项政策又是如何确定的呢？1862年4月4日，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关于教会事务的奏折。它主张由于太平天国大敌当前，清政府应该审时度势，对基督教会予以特别宽容和克制，尽量满足它们的要求。清政府批准了这份奏折，从而正式确立了在辛酉政变后，对基督教会特别宽容和克制的基本政策。这份奏折也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为清晰地看出辛酉政变后，太平天国战争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影响，本文将这份奏折全文转录于下：
    “本衙门片奏云，此次具奏请旨饬下各省地方官办理法国传教士一折，实因上海为南省税务总汇之区。浙江宁波杭州失陷以来，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势。且其地为中外杂处，万一发逆暗与外国勾通，则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则税项无出，军需不继，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况闻发逆制造战船，为纵横海上之计，更恐滋蔓之势，延及北洋三口。天津密迩京畿，万一再有变更，办理尤为棘手。该国明知中国多事，如所求不遂，难保不舍而从贼，以遂其谋。臣等再四思维，不能不借资于外国，以为保全上海之计。惟既欲资其兵力，即须设法牢笼，故于法国藉端挟制请保护传教人一事，略为俯就。然当其要挟之初，意望甚奢。经臣等善为婉导，许其奏明通行各省照办，该使始行允从。臣等亦知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无如事势所迫，不能不因事制宜。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此臣等万不得已之苦衷，实非局外人所能共谅也。伏思外国协兵助剿，原非尽属可凭。现闻法国为上海保守地方，颇称得力。如果极力羁縻，则助剿纵未成功，而保卫可期其协力。上海能保，即税项为进剿之资。将来丑类扫平，海宇又安，控驭外国之权衡，亦可以操纵在我。彼时再为设法，则天主教之弊，亦可默化潜移，似亦酌量轻重，从权办理之法，于现在大局时势，不无裨益。所有臣等请旨饬下各省地方官保护传教士，以期羁縻法国，保全上海，委曲深衷，理合附片密陈。”（注：《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15页。）
    这道奏折将清政府在动荡时期对内政外交各种因素的权衡方法、取舍原则描述得淋漓尽致。从中很容易看出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冲击、清政府对教会的真正认识和态度以及清政府此时的教会政策和其借师助剿、保全上海，进而保住全国的全局策略之间的关系。这道奏折被谕旨批准后，将其逐步推广，促使各地政府对基督教会更加宽容和退让。以下是两则贯彻这种政策的典型事例。
    事例一：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禁教前，直隶的正定、顺德两州有多处教堂。禁教期间，这些旧教产或被官府没收，或被私家侵占，或遭改建，或已圮毁。至咸丰年间，这些旧教产基本上都已无所寻找。根据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法国天主教会在1861年向两地官府提出索还旧教产。清政府规定，教会索还财产必须有真凭实据证明其确实是禁教前的旧教产。但法方索产清单上开列的72处旧教产，大多没有明确的证据。因此，两地官府拒绝了教会索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教会提议既不能全还72处教产，也可在两地另择一二处宽大房屋相充。但两地官府依然不同意，为此双方展开了反复交涉。交涉无果，教会就将此事告至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请其出面相助。1861年9月（农历）， 哥士耆开始为此事和总理衙门交涉。1862年4月13日， 奕提出：“现在既欲借外国之兵力帮同剿匪，而建言者又屡以此为请，则在我不能不许以一二事以示羁縻。所有正定府天主堂，臣等原拟另给他处，无如该处实无宽大房屋。倘力为驳斥，一时虽未必遽有他虞。但如该国寻出确切证据，必欲赔偿七十余处之多，彼时则更难于查还。现在事势至此，又欲资其协助，则此等事似未可稍事拘泥，致生枝节。且查该处自乾隆年间以后未及用，久已坍塌，即与空闲官地无异。臣等当即行知直隶总督，转饬正定府将此地查明交付去后。”（注：《清末教案》，第224页。）奕从宽容教会以讨好法国、 笼络法国与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角度考虑，不顾以前清政府关于归还旧教产的政策规定，断然解决了一场久拖未决的教会索产案。法国教会从中获取了一笔房地产，清政府以此“交与国之欢心”，找来了更多镇压太平天国的帮手。不仅如此，法国教会这次缺乏明确证据就争得了清政府的赔偿，势必助长教会以后在全国各地无根据地索取旧教产的风气，对今后的政教民教关系贻害甚大。
    事例二：1862年3月17日， 江西南昌绅民拆毁了天主教会在南昌筷子巷的育婴堂、教堂和其他几十间教民的房屋，赶走了法国传教士罗安当。接着江西九江、抚州、湖南衡阳等地又连续发生教案。湘赣两省的民教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为平息江西的反教风潮，6月23日， 清政府特地谕令沈葆桢：“至天主教驰禁，原一时权宜之计，此时内患未平，岂容另生枝节？且该国在上海助剿逆匪，不得不暂示牢笼。所赖各地方大吏曲体朝廷不得已之苦心，当于羁縻之中，默寓防范之意，断不可操之过急，别构衅端，是为至要。”（注：《清末教案》，第241页。）
    （三）
    由以上论述可见，太平天国战争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影响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着一致。随着清政府对外政策在辛酉政变后的转折，这种影响亦可以辛酉政变分为前后两种。在政变前，咸丰帝既欲排斥外国势力来华，又不得不遵守既定的外交条约，总的态度倾向于排外。这时清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政策是继承道光朝后期的有限弛禁政策，并力图以禁为主。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愈发加强了对教会的猜疑和防范，政教关系由此更加紧张。当然，这种猜疑和防范被局限在有限弛禁政策的范围内，即以暗地防范为主，不触动教民的正常宗教生活。这种做法和当时既要守约，又想排外的对外政策相一致。辛酉政变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由排外转而媚外，以此笼络外人，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不仅在外交条约上承诺实行宽容传教，而且对教会的实际态度也特别地宽容和克制，政教关系也相对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