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之二：求史之公理公例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一篇中，提出了“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是他在批判封建旧史的基础上，以进化观为核心，昭明自己对历史的意义及目的的认识。分析起来，包含有三层意思：人群、进化、公理公例。
    关于“人群”。梁启超说，历史所最当关注的事情，只有人群之事，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关系到人群，那么即便它是奇言异行，也不应该进入历史的范围。因此，史家作史所重应在人群，而不在一人。中国封建旧史视历史为人物传，动辄为某人树碑立传，连篇累牍记载的是无关人群的言论。这样的史书读起来让人“欲卧欲呕”。结果，读史千卷，仍然不能了解人类社会进化的大势。因此梁启超说：“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为什么呢？他解释说，要说人的身体、四肢、五官、质点血轮，古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要说智识能力，古代的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甚至比今人强呢。但是，为何往往有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天的乳臭小儿能知之、行之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使他们“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可见，史家“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
    关于“进化”。梁启超认为，宇宙间有两种现象，一为循环现象，这种现象是“去而复来，止而不进”；一为进化现象，这种现象是“往而不返，进而无极”，象一螺线前进。孟子说过一句话：“一治一乱，治乱相循”。梁启超认为孟子的话完全是“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他是误认“螺线”为“圆状”了。中国数千年没有良史，归根到底是因为历来作史的人不明白进化这种现象。
    关于“公理公例”。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再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而又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所谓“公理公例”，照梁启超的意思，当是指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梁启超认为，学问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是指对事物的研究；主观，是指作学问的人研究事物时所具有的心灵。只有把客观主观结合起来，才能作出真学问来。所以，史家不但要叙述历史的过去、现在这些客观事实，而且要心怀哲理，研究历史内在的联系。数千年来，封建史家不能有得于对“公理公例”的探求，原因有两个：一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二是“徒只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封建史家都是只知客观不知主观，他们写的史书，也被梁启超讥笑为“有魄无魂”。对此，梁启超感慨地说：“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他还劝告人们“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二。）
    那么，求公理公例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理论之美观”，而是为了“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是为了“以过去之进化，寻未来之进化”，是为了“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封建旧史历来讲究“垂诫”作用，通过善恶褒贬的道德说教来达到以古诫今的目的。梁启超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一命题，把历史学从善恶褒贬的伦理说教下解放出来，赋于它探究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任务。这种对历史学任务、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是前无古人的。
    有人说梁启超的学术是“浅尝多变”。果然，后来他在历史进化观的问题上也变化了。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把历史概念解释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这里，他用“赓续活动”取代了“进化”，用“因果关系”取代了“公理公例”。
    是什么原因使他变化了呢？一般的说法，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落伍了，学术观点也就退步了。为此，有人扼腕叹息，缺憾不已；有人责难批评，斥为论敌。其实，似乎大无必要，这都是由于以往我们太习惯于追求完美了。依平常心来看，至善至美的人并不可爱。何况，天底下哪里又能找得到这样的人呢？
    命题之三：统在国非在君
    《庄子·人间世》有“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一句，是说晨朝受诏，暮夕饮冰，用来形容内心极度惶恐焦灼。梁启超生性热烈，是一个有血性的热肠人，他引用庄子这句内热饮冰的话，以饮冰自号，是很恰当的。时隔近百年，今天读梁启超当年的文章，仍可感受到字里行间笔走风雷，炽热豪爽的气息。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一篇中，就“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的谬论，在尖锐地批驳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论后，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统在国非在君”的思想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以下三层内容：
    第一，揭露了正统之说产生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所谓“正统”，原本并不存在。那么，后来它是怎样产生的呢？梁启超分析说：一个原因是“夫统之曰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原来如此，历代君主大谈正统，是为了霸天下为私有，怕人民不顺从，才编造出正统之说加以钳制。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君统确定下来后，便由着自己作威作福，恣睢蛮野，百姓还不能说他不义。而人民稍加反抗，君主便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这些罪名锄之、摧之。正统之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史家煽扬奴性的结果。他说，千余年来这些“陋儒”不仅津津乐道于正统之说，而且“攘臂张目，笔斗舌战”，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都是甘当奴仆，“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梁启超嘲笑说，依“陋儒”之说，君主是最神圣的。所以，当某国一时缺一君主时，则不论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而其中必有一人一姓被“陋儒”们取出，把他作为偶像崇拜，并说：“这是圣神呀！这是圣神呀！”而当一时忽有几个圣神一起存在时，这些“陋儒”便会在群圣、群神之中，以抓阄掷棋之法择取一人一姓而膜拜道：“这个是真圣神呀！这个是真圣神呀！”其余便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倠、夷狄。至于同一人被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而乙书却称之为圣神的事情，那就更多了。譬如金兀术、完颜亮等，在宋史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称某祖某皇帝；朱温、朱棣等开始被责骂为叛、为盗，后来忽又被称某祖某皇帝了。陈涉、吴广、窦建德、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人也就是失败了，如果他们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又有谁敢骂他们是“叛逆”呢？可见，正统的标准就是“成即为王，败即为寇”。在封建史家笔下，历史成了“赌博”、“儿戏”、“鬼域之府”、“势利之林”，因此，中国封建旧史的谬误，没有比鼓吹正统论更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