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是一种舶来动物，但输入中国后却成为中华民俗中堪与龙凤并列的又一种灵兽。中国很早就输入过西域地区的狮子，但直至清初，中国学界尽管不乏各种赞颂狮子的诗赋，却一直没有讨论这一动物的专门文献。第一本从动物知识的角度讨论狮子的文献是康熙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写的《狮子说》。康熙时期曾有过一次贡狮活动，是由西方传教士组织策划的。关于此一贡狮活动学界注意得不多，而与此贡狮活动密切相关的《狮子说》一书也很少受到学界的注意，至今少有专文讨论。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康熙时期狮子入华问题的研究，是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 Bertuccioli)1976年发表的《狮子在北京：利类思与1678年的白垒拉赴华使团》①。中国学者述及此问题的主要有张必忠《康熙朝西洋国贡狮》(《紫禁城》1992年第2期)和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前者内容非常简略，但提供了重要线索，后者内容虽然比较翔实，但和前者一样均未注意到康熙时期因贡狮而诞生的利类思的《狮子说》。本文从中国人对狮子认知史的角度，对康熙时期贡狮活动与《狮子说》的关系、《狮子说》介绍的有关狮子的动物学内容及其输入的西方狮文化，予以初步分析。
    一、康熙朝的贡狮与《狮子说》的作者利类思
    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678年9月17日)，“遐邦进活狮来京”。《清实录》载：“西洋国主阿丰素遣陪臣本多白垒拉进表贡狮子。表文曰：‘谨奏请大清皇帝万安。前次所遣使臣玛讷撒尔达聂，叨蒙皇帝德意鸿恩，同去之员，具沾柔远之恩，闻之不胜欢忭，时时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国宠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今特遣本多白垒拉赍献狮子。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奏。”’②这里的“西洋国主阿丰素”和“本多白垒拉”，据方豪研究，即葡萄牙国王和其特使“本多白垒拉”(Bento Pereyra或作Bento Pereyra de Faria，又译本笃、本多·白墨拉、本多·白勒拉)，“谋入内地贸易，得南怀仁之力，始进贡非洲狮子；教士利类思为撰《狮子说》一卷，以同年刊于北京”③。可见葡萄牙政府贡狮计划从筹划到北京献贡，前后整整折腾了差不多4年，在海道上花费的时间应该也不会短。澳门葡萄牙当局对1667年至1670年玛讷·撒尔达聂哈使团的北京之行，未能解决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自由贸易的问题很是沮丧，但他们并不甘心。曾经出任撒尔达聂哈使团秘书的白垒拉从1672年起就开始积极筹划向康熙皇帝进献礼物，1674年致函印葡总督，请求提供一头狮子，准备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献给康熙。葡萄牙印度总督命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设法捕捉了公母两头狮子，并经海路由东非运往果阿，不久公狮死去，剩下的母狮被运到澳门，并在澳门等待了两年之久，才获得清廷批准入京④。据说他们伪造了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六世致康熙皇帝的国书。白垒拉于1678年8月将这头母狮辗转运到北京献给了康熙。并在广东官府、朝廷大臣和南怀仁、利类思等耶稣会士的积极游说和帮助下，于康熙十九年获得开放香山至澳门陆路贸易的恩准。这条线路成为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⑤。
    自明朝后期却贡狮子以来，此次贡狮是清朝来自异域的首次贡狮，因此非常轰动。入京过程中，“所过州邑，日供三猪”。所过郡县留下不少神奇的传说，如袁枚《子不语》卷21“狮子击蛇”一节中称：闻侍御戈涛云，此贡狮经过某邑，“狮子于路有病，与解员在馆驿暂驻。狮子蹲伏大树下，少顷，昂首四顾，金光射人，伸爪击树，树根中断，鲜血迸流，内有大蛇决折而毙。先是，驿中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贡使。至京献于阙廷，象见之不跪，狮子震怒，长吼一声，象皆俯伏”⑥。珍禽异兽的进贡和展示，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一兽中之王的到来，也是“世乐征瑞”和“无远不服”的政治气象的表现，因此康熙十分高兴，吩咐将狮子带巡宫内，用铁栅装好。八月初六，康熙令人带着狮子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让太皇太后、皇太后观赏。随后，把狮子放置在神武门旁，并召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等前来同观狮子，以便使之通过观赏这一异兽，建构起臣属对于政治权威的恐惧感和敬畏感，以成就自己的政治意象。陈廷敬等看了狮子后便奏道：“皇上加意至治，不贵异物，而圣德神威，能使远人慕化归诚，自古不可多觏。”⑦陈梦雷、毛奇龄等纷纷赋诗赞美，如陈梦雷有《西洋贡狮子赋》，称“奇形之突兀”之贡狮的出现，“雕隼九霄而羽折，鸡犬千里而声歇……壮夫为之胆栗，力士为之心眩。若夫铜首抵荡，铁额触薄，声吼天关，足撼地岳”⑧。葡萄牙贡狮不仅有诗赞颂，也有画幅捕摹。纪昀称：“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画为当代顾、陆，曾橐笔对写一图，笔意精妙。旧藏博晰斋前辈家，阿公手赠其祖者也。后售于余，尝乞一赏鉴家题签。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献狮事，遂题曰‘元人狮子真形图’。”他还记述道：“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巳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圣祖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罅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船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及置狮前，狮附首一嗅，已怖而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厩马十余，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信其为百兽王矣!”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估计参照过纪昀的资料，称该狮子后来逃走了：“康熙乙卯(1675)秋，西洋遣使入贡，品物中有神狮一头，乃系之后苑铁栅。未数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电。未几，嘉峪关守臣飞奏入廷，谓于某日午刻，有狮越关而出。狮身如犬，作淡黄色，尾如虎，稍长，面圆，发及耳际。其由外国来时，系船首将军柱上，旁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及入船，即噤如无力。解栏时，狮忽吼，其声如数十铜钲一时并举，某家厩马十余骑，同时伏枥，几无生气。”⑩或称贡狮九月初就死在北京，康熙还“厚葬”之，但所据不详(11)。或以为康熙时进贡有两头，康熙还带往口外打围参与狩猎(12)，显系后世误传。2012年10月，中国嘉德四季第31期拍卖会中国书画(八)有《贡狮图》立轴，题识：臣阿尔稗恭画。作者阿尔稗，生卒年不详。字香谷，姓舒穆禄，满洲人，官至吏部侍郎，乾隆时供奉内廷。善画花鸟，以画虎著名。1678年贡狮至北京后，阿尔稗奉召对狮写生作图。何新华认为真正的《西洋贡狮图》应名为《狻猊图》，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所述只是副本或赝品而已(13)。
    《狮子说》的编撰者利类思(Louis Buglio，或作P.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字再可，1606年1月26日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卡达尼亚省莫诺城。1612年进入初学院，16岁加入天主教耶稣会，曾在罗马公学教授人文学和修辞学3年。1635年4月13日启程来华，次年到达澳门，在大三巴教堂附近的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圣保禄学院是远东最早的高等学府，凡是计划进入日本和中国传教团的成员，都要在那里的神学院研究人文科学、艺术和神学，并在此培训汉语，同时熟悉中国国情、风俗与礼仪(14)。明崇祯十年(1637)，利类思被派赴中国的江南执行传教任务。1639年经其授洗礼的约700人。同年，曾奉教长之命到北京协助德国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修撰历法。汤若望与朝臣交往较多，与曾任礼部尚书后担任首辅的刘宇亮关系友善。刘宇亮盛邀利类思到四川传教，为此致函四川都督及省内的地方官员，同时给四川的家人写信，请他们为利类思传教提供便利。1640年，利类思到达四川，在刘宇亮的成都府邸居住8个月之久，并在成都建立了教堂和居所，与成都官宦士绅交往。由于刘宇亮的关照，次年，利类思在成都发展了30个精心挑选的教徒，其中有明朝宗室的伯多禄(即蜀献王朱椿的后裔)和部分当地官员。1643年至1646年，因为拒绝纳妾的官员入教而一度出现诸纳妾者唆使僧徒攻击引起的骚乱。他与安文思被捕，一度服务于张献忠起义军，1648年囚解北京，经汤若望努力于1651年获释。在京建造教堂，并与“好西学之官吏应接”。在汤若望被弹劾的过程中，曾为其辩护，揭明教理(15)。利类思著述甚多，有《超性学要》《弥撒经典》《七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司铎典要》《圣母小日课》《圣教要旨》《天主正教约征》《圣教简要》《不得已辩》《天学传概》等20多种，大多属于基督教教理书。其中有两部动物学著述，一是1678年刊刻于北京的《狮子说》，一是1679年刊刻于北京的《进呈鹰论》。
    编撰《狮子说》的缘起，利类思在该书正文开篇说得非常清楚：“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遐邦进活狮来京。从古中华罕见之兽，客多有问其像貌性情何如，岂能尽答?故略述其概。兹据多士试验，暨名史纪录，而首宗亚利格物穷理之师，探究诸兽情理本论云。”(16)关于《狮子说》，学界有诸多误解，如有人认为《狮子说》的作者是南怀仁(17)。其实该书卷头有“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述”一句，已明确了作者。目前仅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卷的第五章第二节“最早译入汉文之西洋动物学书籍”提到了利类思的《狮子说》，亦无详细绍介，且存有诸多疑问。方豪称利类思的两种动物学著述都是译自意大利博物学家亚特洛望地(Aldrovandi，1522—1607)的“生物学之百科全书”，该书“动、植、矿无不收入，全书十三巨册，每册约600页至900页不等，皆有附图”(18)。今所见《狮子说》刻本为一卷本，有圈点，收在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出版的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镇江市图书馆藏有《狮子说》的清抄本，笔者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