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Giulian Bertuccioli, "A Lion in Peking: Ludovicus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 East and West, 26(1-2), 1976, pp. 223-240；该文中包含有《狮子说》的英文译文。
    ②《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1页。文中提及的“玛讷撒尔达聂”(Manuel Smdanha，今译玛讷·撒尔达聂哈)，出身葡萄牙贵族。康熙九年(1670)春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北京，并入宫拜谒了康熙皇帝，具表进贡，希望准许澳门葡萄牙人在中国自由贸易。九月，在途经山阳(今江苏淮安)时病逝。参见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375～385页。撒尔达聂哈受命来华之事的记述，还见于梁廷枏《海国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8～219页。
    ③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2页。类似的文字还见于《皇朝文献通考》卷298：“阿丰肃遣陪臣本多白垒拉奉表贡狮子，并奏言：凡在西洋所属，瞻仰巍巍大清国，咸怀尊敬，愿意率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也。”
    ④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⑤参见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上册，第386～387页。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见傅洛叔(Fu Lo-shu)《康熙年间的两个葡萄牙使华使团》(The Twn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during the K’ang—his Period)，《通报》(T’oung Pao)第43期(1955)，第75～94页；伯戴克(Luciano Petech)《康熙年间葡萄牙使华使团述评》(Some Remarks on the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in the K’ang-hsi Period)，《通报》第44期(1956)，第227～241页；皮方济(耶稣会士)著，C.R.博克塞和J.M.白乐嘉点校《葡萄牙国王向中国和鞑靼皇帝所派特使玛讷撒尔达聂之旅行报告，1667—1670》(F. Pimentel, S. J. , Breve Relaco da Journada que Fez a Corte de Pekim o Senhor Manoel de Saldanha, Embaixador Extraordinário del Rey de Portugal ao Emprador de China, e Tartaria, 1667-1670, ed. C. R. Boxer and J. M. Braga)，澳门，1942年。
    ⑥袁枚著，崔国光校点：《新奇谐——子不语》，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95页。
    ⑦张必忠：《康熙朝西洋国贡狮》，《紫禁城》1992年第2期。
    ⑧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3～36页。
    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0《如是我闻四》，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⑩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5～416。该书第12册(第5506页)也有类似记述。
    (11)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第419页。
    (12)梁章钜：《浪迹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
    (13)参见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第426页。
    (14)关于圣保禄学院，可参见邹振环《圣保禄学院、圣若瑟修院的双语教育与明清西学东渐》，载耿升、吴志良主编《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21～336页。
    (15)参见[法]费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35～247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3～94页。
    (16)《狮子说》，[比利时]钟鸣旦、杜鼎克、蒙曦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第471页。下文所引《狮子说》均出自该书，仅随文夹注页码。
    (17)张孟闻：《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8卷第6期，第3～27页。
    (18)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554页。
    (19)刘文泰等纂修，曾晖校注：《本草品汇精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
    (20)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1～272页。
    (21)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4～186页。
    (22)参见康蕾《环境史视角下的西域贡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芝岗《中华石狮雕刻艺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23)参见[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4)如明成化年间，有西域进贡狮子的使臣，要求朝廷大臣出迎，朝廷内部反对之声并起。《咸宾录》“西夷志”卷3“撒马儿罕”：“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贡二狮子。夷使请大臣出迎。郎中陆容言：‘狮子之为兽，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驭服，理不宜受。’礼尚周洪谟亦以为不可命官出迎。诏遣中官迎之。狮子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养狮人，光禄日供给焉。弘治二年，遣使贡狮子。夷人所过，横为侵扰。给事韩鼎上言：‘珍禽异兽，非宜狎玩，且供费不赀，宜罢遣之。’未几，广东布政陈选上言：‘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贡狮子，欲从广南浮海往满剌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贻笑安南诸夷。’三年，由南海贡狮子。礼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自后贡皆从嘉峪关入。嘉靖中，其国称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入贡。”罗曰褧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3页。
    (25)康蕾：《环境史视角下的西域贡狮研究》，第35～38页、58页。
    (26)http://en.wikipedia.org/wiki/Ulisse_Aldrovandi；相关评论参见[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76页。
    (27)参见赖毓芝《图像、知识与帝国：清宫的食火鸡图绘》，《故宫学术季刊》2011年第29卷第2期(冬季号)，第1～76页。
    (28)[英]W.D.罗斯：《亚里士多德》，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4～141页。
    (29)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页、41页、50页、54页、48页。
    (30)本段所引亚里士多德文字见其《动物志》，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1页、357页、472页、473页。
    (31)[法]埃利克·巴拉泰等：《动物园的历史》，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32)参见赖毓芝《图像、知识与帝国：清宫的食火鸡图绘》，《故宫学术季刊》2011年第29卷第2期(冬季号)，第1～76页。
    (3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动物四篇》，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Ⅸ—Ⅹ。
    (34)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258～272页。
    (35)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张庆熊执行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72页。
    (36)参见[英]贡布里奇《象征的图景》，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37)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新旧约全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第3页。
    (38)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也指出：明末沿着陆路来华的耶稣会士鄂本笃也曾出于宗教的仇视，指责穆斯林教徒是骗子，企图证明穆斯林的贡品包括狮子都是假货，但在明朝时这样的宣传并不能奏效，因为明朝人对此了如指掌，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是在与大清打交道时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满族人是一些天真的胡人，他们尚不了解中央帝国的经济和外交传统。[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升译，第11页。
    (39)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206～207页。
    (40)“地多狮，为百兽之王。凡禽兽见之，皆匿影。性最傲，遇之者若亟俯伏，虽饿时亦不噬也。千人逐之，亦徐行；人不见处，反任性疾行。惟畏雄鸡、车轮之声，闻之则远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报之。常时病疟，四日则发一度。其病时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掷之以球，则腾跳转弄不息。其近水成群处颇为行旅之害。昔国王尝命一官驱之，其官计无所施，惟擒捉几只，断其头足肢体遍挂林中。后稍惊窜。”[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5～106页。
    (41)《坤舆图说》卷下“异物图说”介绍狮子的文字与《职方外纪》基本相同，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2页。《坤舆图说》刊刻于1674年，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16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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