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狮子说》与基督教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西方文化中，动物被认为是具有感情、伦理、思想和智慧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草木鸟兽虫鱼无一不是自然的杰作，宇宙间所有生物都各有其繁殖方式、营养系统和感觉功能，且每一动物各涵存有美善与神明的灵魂，人类在本性上仅仅是一种志趣优良的动物而已(33)。利类思在《狮子说》一书的序言中反映了西方文化的这种观念，甚至认为人类有必要向动物学习很多“巧法”：“尝观寰宇诸物，岂非一大书?智愚共览乎!愚者惟视其外形观悦而已，智者则不止于外形，反进而求其内中蕴义。如不识字者，独观册内笔画美好，识者不但观字画之精美，且又通达其字文所讲之理焉。盖受造之物，不第为人适用养肉躯，且又授学养灵性，引导吾人深感物元，勿负生世之意，即特仰观飞禽，俯视走兽无灵觉类，愈训我敦仁处义积德之务，如于君尽忠，于父尽孝，于兄尽弟，夫妇尽爱，朋友尽信。试看蜂王争战，群蜂拥护，至于亡身不顾，示有君臣之分；狮子养父，获兽吼招父同食，狮之父保其子，虽伤不避，此存父子之亲；各兽不杀同类，显兄弟之爱；鸽子鸳鸯一匹不相渎乱，雁失偶不再配，是守夫妇之节；一鸦被击，众鸦齐集护噪，此有朋友之义。至论其各德，亦足训人。蜂王虽有针刺而不用，指治国刑措之化；蝼蚁夏运收冬积贮，示人勤劳预图之智。又死蚁必带入穴藏埋，示安葬暴露之仁；狮子不杀蹲伏者，即宽恕归顺之诚；蜂采花作蜜而不伤果实，犹之取公利而不害理义。群雁同宿，必轮一醒守，以待外害；兔营三窟，以断猎犬嗅迹，皆保身防盗之策。飞鸟构巢，外取坚材，内取柔物；蜘蛛结网，经纬相错，一以为作住之宫室，一以为织造文绣之服，或趋利避害且有巧法。吾人多有取焉。”(第467～469页)
    作为众兽之王的狮子，在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非洲、亚洲和欧美等地的古代政治、宗教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权力装饰和象征角色。在西方文化中大多属于正面的形象，代表了高贵、勇猛、力量、气度等品质，不仅是这些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十分频繁的动物主题，也经常是王权的象征。希腊、罗马时代狮子象征着勇气、坚持和胜利，是神庙和墓地的守护神(34)。狮子也是基督教动物的象征符号之一，狮子象征基督，源自古代神话，认为幼狮出生时是死的，三天后复活，令早期的基督教徒联想到耶稣的复活。中世纪人坚信狮子是睁着眼睛睡觉的，因此也把狮子视为警醒的象征(35)。也可能因为狮子乃百兽之王，无比威猛，托马斯·阿奎那曾引申《圣经·新约》中狮子的象征意义，指出由于狮子的威猛特性，它可以表示基督，亦可代表魔鬼(36)。在《新约》时代，狮子虽然在消失，但在古代口传作品的影响下，仍然以狮子表示传奇人物。如基督教文化的象征系统中，狮形表示马可(Mark，又译马尔谷)。马可是《新约》第2卷《马可福音》的作者。圣教会每年4月25日庆祝他的瞻礼，并认他是一位为主殉道的圣史。《马太福音》第三章形容他身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不畏艰险宣讲基督来临。他在旷野中发出人声的呼号：“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37)因此艺术家将马可比作旷野中带有翅膀的咆哮的狮子。据说马可埋葬在意大利威尼斯，所以翼狮也成为该城的城标，身生双翼狮子在威尼斯代表着威武和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整个城市是有许多狮子的狮城，城徽就是一头狮子拿着一本《马可福音》。利类思的《狮子说》“狮子性情”一节和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都提及狮子性情中“傲”的特征，也是为了呼应来华传教士解释基督教七宗罪中的第一宗“傲慢”时，以狮子为例。
    很难想象，长期在华传教，游走在四川至北京广阔空间内的利类思，会看不见中国各地无处不在的石狮雕刻，会完全不了解中国文献中通过丝绸之路的陆路贡狮的实例，他也应该注意到狮子在佛教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众所周知，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完成了“弃僧从儒”后是一直把佛教作为自己主要攻击目标的，利类思企图用证伪法告诉中国人，狮子并不存在于中亚地区，强调狮子生产之地仅在“利未亚”(非洲)，陆路来华没有可能。故意抹杀这些“贡狮”材料，实际上是要借此告诉中国人，佛教史上所讲述的僧侣与狮子的故事都是杜撰的神话，中国长期以来所谓贡狮的历史并非信史，佛教所联系的狮子其实只是一张“狮子皮”而已。因此也就动摇了佛教将狮子与佛陀本人世系勾连；将禅定三昧境界视为狮子奋迅三昧，以弘法为狮子吼的所谓佛陀之力量，也变得缺乏依据。早期佛教中狮子的形象以及狮子与佛的紧密联系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动摇(38)。于是，“狮文化”就变得属于欧洲所独有，即使狮子产地利未亚(非洲)的黑人也全然不知晓狮子所附带的基督教文化的意义。他强调：“诸如此类无知蠢物，非造物主具有全知默赋，岂能然哉!今述狮之像貌、形体及其性情力能，不徒以供观玩畅愉心意而已，要知天地间有造物大主化育万物、主宰安排，使物物各得其所，吾人当时时赞美感颂于无穷云。”(第469页)在基督教传统中，驯化傲气的狮子则是基督教圣徒力量的象征，《马太福音》中就记载了耶稣在去约旦河的路上如何从容不迫地步入山洞使成年狮子对耶稣敬拜，小狮子在其身边嬉戏(39)。由此，利类思也通过《狮子说》一书，实现了他要中国人“知天地间有造物大主化育万物、主宰安排，使物物各得其所”的深意，也把“吾人当时时赞美感颂”的真正意义揭示了出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澳门天主教教堂建筑大三巴牌坊之第三、四层左右两端会出现石狮子雕像。这几个石狮子造型别致、姿态生动，有着中国民间舞狮的活泼风格。耶稣会教团允许澳门的雕刻家们把狮子像引入其教堂的前壁，并非单纯从艺术装饰的角度出发，在传教史上，艺术总是传教的附庸，天主教义的传播才是目的。正如利类思一般，天主教耶稣会的终极目标，都是要通过将中国人所喜欢的狮子纳入天主教的神学体系，以利天主教在华传播。
    五、小结
    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国人最早认识的狮子形象并非真实的狮子，而是艺术形象的加工品。尽管东汉以后有西域贡狮活动，但国人仍少有机会目睹狮子的形状。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狮文化也越来越深地进入国人的生活，其形象为广大民众所熟悉和喜欢，但是其真实模样总是或隐或现，因为菩萨座下或假借为舞蹈道具的狮子，多半是巨首大眼的灵兽怪物。经过漫长的文化咀嚼，以狮子为瑞兽的佛教艺术也渐为中国文化艺术所吸收，发展成一种祥瑞的神兽，而进入宗教雕塑、皇家绘画和民间艺术，甚至融入民俗文化之中。换言之，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里，关于狮子的传说掩盖了对此一动物的学理认知。古人也乐意从政治角度和文学角度发出对此一神兽形状、习性的各种贡狮赋赞，而关于这一神兽的描摹记述，大多与为天朝盛世歌功和德及远方颂德的礼赞相结合，并没有上升到动物学理性的知识介绍。而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起，西方就动物学知识开始寻求其严密的体系和发展脉络。明末清初来到东亚的传教士，都多少在华传播了若干西洋生物学和动物学的知识，如罗明坚的《天主实录》、高母羡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亦有西方各种动物的介绍，但是大多属于宗教书籍或地理书籍的附带知识。其中关于狮子的描写，从最早天启三年(1623)刊行的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卷3“利未亚总说”关于狮子的描述(40)，到康熙十三年南怀仁《坤舆图说》的简要介绍(41)，汉文文献中关于狮子的知识积累非常有限。而与康熙时期贡狮活动相伴随的《狮子说》，较之艾儒略和南怀仁的介绍要全面和丰富许多，堪称清初一篇欧洲“狮文化”的简明百科介绍，也是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动物学和狮子知识的第一部汉文西书。
    利类思试图通过《狮子说》来传播西方的动物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动物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中关于狮子的知识，最早也是通过《狮子说》比较完整地输入中国的。《狮子说》较之以往佛教文献中关于狮子的记述，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了狮子这一动物的外在形象、特性，并通过关于狮子的有趣故事，使之获得了人物德性的象征意义，进而从文化层面讨论因狮子而生成的“警语”；并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切入，对狮子进行进一步的阐发和诠释，试图打破佛教文献中关于狮子与佛教的联系。又通过所谓的考证，企图质疑历史上通过陆路贡狮的可靠性，期望通过《狮子说》来重新塑造传统中国虎文化之外的又一个百兽之王，通过康熙时期葡萄牙贡狮与《狮子说》的编译在中国开创基督教系统叙述狮文化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