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代乡里村寨的研究，由于史料稀少，关注者较少，以往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五代十国、隋唐、辽夏金元这些代的乡里制度，虽在一些论著也有涉及，却较少有人做深入细致的研究。”①与此相关的论著如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②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③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④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⑤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等。⑥但多为通史类著作，涉及金代部分很少，对于金代女真族、汉族、渤海族、契丹族的乡里村寨设置及其发展演变，以及乡寨组织的管理及其特点也均未论及。金代乡里村寨组织是君主专制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基层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乡里村寨组织是女真由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是金代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清人陆世仪在《保甲书·广存》中说：“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由此可见，研究金代乡里制度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对金代乡里村寨组织进行探析。
    一、金代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立与演变
    金代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立是在太祖、太宗时期，其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一是沿袭辽朝制度；二是实行宋朝旧制；三是设立女真本族的村寨组织。
    金占领原辽朝旧地，仍然采取辽时的统治方式，县之下设乡、村之制。金太祖下诏：“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即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⑦即对原来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按照过去担任的官职、姓氏、居住地重新进行登记。对逃匿山林的百姓，赦免其罪，使其归附。
    对降服的契丹人重新安置，或以部族制度管辖，或把他们编入猛安谋克之内。《金史》载：“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七月，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⑧对于已经降金的渤海民众，金朝也把其编入猛安谋克之中。《金史》载：“匹里水路完颜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乏之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渔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⑨金朝在女真族聚居之地设立猛安谋克村寨，“猛安谋克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⑩村寨组织是金代女真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占领辽宋旧地后，又把其推行到新占领的地区。金朝在占有原宋朝府州县后，仍旧按照原来的府州县制度进行管理，县下设乡、村(或里、庄)。在承袭辽宋地方建置的同时，又把女真族的村寨组织推行到伪齐统治下的济阳县。《伪齐录》卷上记载：“是年，依仿金虏法，乡各为寨，推土豪为寨长。”济南府济阳县共四镇二十寨，“总万八千四百余户”。(11)即把乡改为寨，每寨约900户左右。
    金在乡村实行保伍法。《金史》载，海陵正隆六年(1161)南侵广陵，“众稍亡，(韩)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12)可知海陵时期已经实行保伍法。章宗泰和六年1206，“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13)金代保伍法的设立时间不详，从上面记载的史料来看，应该在金朝的初中期。保伍法为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保之上为村社，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
    金代保伍法以及村寨组织的的设立，对于维护乡村社会治安，催督、缴纳赋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金朝中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大定、明昌年间的盛世。卫绍王之后，金代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也随之逐步走向衰落。正如史书所言：“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14)
    金代乡村基层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查验户口、催督赋税、劝课农桑。金朝末年，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几近瘫痪，更无户口可查、赋税可交。如催督赋税。宣宗贞祐三年(1215)七月，随着金朝迁都河南，金诸路军户也迁徙到河南，其军粮、土地成为首要问题。为了解决军户的口粮问题，只有增加赋税，抢占民田，以满足军户的需要。当时百姓所缴纳的赋役相当于过去的三倍，百姓无法承担这繁重的赋税，只好逃离故土。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15)为了避免逃户不归，朝廷下令免逃户租税。贞祐四年(1216)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树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16)金朝虽然制订了免税政策，但是地方官吏从中作梗，百姓仍旧得不到实惠。兴定四年(1220)，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17)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
    金代的赋税繁多，其中有军须钱、桑皮故纸钱等等。而逃户的赋税，则由没逃离之户承担，致使没逃户也欲外逃。宣宗说：“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18)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但是，逃户仍旧不肯回归故里。当时，“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19)金末官吏虽然急于催缴百姓赋税，自己有田却不纳税。朝廷只好定制：“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20)不仅如此，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官吏还不断催督百姓缴纳赋税。元光二年(1223)，有朝官上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21)天兴元年(1232)，由于蒙古兵占领凤翔府，金行省弃京兆府，迁移河南，民众或逃亡，或迁居，行省与民众的迁移，以及大批的逃户为躲避重租和战乱，离乡背井，使得京兆之地及金朝内地已无户口可查。再如劝课农桑，由于金末天灾人祸并行，田中颗粒无收，百姓已无人再像以前一样，勤勤恳恳耕种了。“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22)田野中，已经无人耕种；乡村中，已经人去屋空。随着金王朝的灭亡，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也随之瓦解。